刑法判解

（一）按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 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 外適用之範圍，具體以言，即依刑法第 3 條、第 5 至 8 條之 規定所示，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實質審 判權）之準據。而就劃歸我國法院審判的具體（刑事）案件，其法 院之管轄，則可區分為事物管轄、土地管轄及審級管轄，以土地管 轄為例，刑事訴訟法第 5 條第 1 項即明定「（刑事）案件由犯 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復參照刑法第 4 條關於「隔地犯」之規定，其所謂「犯罪地」，在解釋上當然包括 「行為地」與「結果地」。又中華民國憲法第 4 條明定：「中華 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而行憲至今，實際上，國民大會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縱然 94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 第 4 條、第 174 條之規定。」該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5 項並 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 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 但立法委員迄今亦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決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 舉人也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另稽諸該增修條文第 11 條規定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 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 條第 2 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仍揭示大陸地區係屬我中華民國之固有領土；同條例第 75 條 又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 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統治權）所 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揭明大陸地區 猶屬我國之領域，且未放棄對此地區之主權。基此，苟「行為地」 與「結果地」有其一在大陸地區者，自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向為 本院之見解。 （二）原判決本諸前旨，於理由欄壹─二內，就我國法院何以對本案有（ 審判）管轄權之理由，詳為剖析，並載敘：上訴人等所參與之詐騙 集團，其成員固係在印尼境內，以電腦操作網路，發送詐騙語音封 包，對大陸地區被害人實施電話詐騙，但其受詐騙地點及匯款的帳 戶，均在大陸地區，則其等犯罪地即在我國固有疆域內，為我國刑 法適用所及，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於本案，當然有管轄權。經核於法 並無不合。

（一）因應刑法與刑法施行法之修正，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第 5 項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為：「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 、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立法理由係以：考量山坡地因其自然條件特殊，不適當之開發行 為易導致災害發生，甚至造成不可逆之損害，為減少違規行為人僥 倖心理，避免該等犯罪工具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致 使犯罪成本降低，而無法達到嚇阻之目的，乃修正為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以為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之特別規定。則 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第 5 項係特 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 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 仍應回歸適用刑法。 （二）修正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 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 影響，增訂過苛條款，於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明定：「宣告前 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 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 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立法體例及 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 38 條、第 38 條之 1 規定宣告之沒收、 追徵而言，其中第 38 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 2、3 項前段與但 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

（一）因應刑法與刑法施行法之修正，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第 5 項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為：「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植物、工作物 、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立法理由係以：考量山坡地因其自然條件特殊，不適當之開發行 為易導致災害發生，甚至造成不可逆之損害，為減少違規行為人僥 倖心理，避免該等犯罪工具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致 使犯罪成本降低，而無法達到嚇阻之目的，乃修正為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以為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之特別規定。則 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第 5 項係特 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 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 仍應回歸適用刑法。 （二）修正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 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 影響，增訂過苛條款，於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明定：「宣告前 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 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之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 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立法體例 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 38 條、第 38 條之 1 規定宣告之沒收 、追徵而言，其中第 38 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 2、3 項前段與 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 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 第 5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立法理由六以：「為優先保障被害 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考德國刑法第 73 條第 1 項，增訂第 5 項，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時，始毋庸沒收，至是否有潛在被 害人則非所問。若判決確定後有被害人主張發還時，則可依刑事訴 訟法相關規定請求之。」已明揭優先保障被害人之原則。另扣押物 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 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 之贓物，依第 142 條第 1 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 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 項、第 318 條第 1 項亦 有明定。是如犯罪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 張權利時，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 項、第 318 條 第 1 項規定，不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 （二）本件被告於檢察官偵訊時已明白陳稱：「現在我發現那筆錢並不是 我的，我願意還給那個人。」「（你是否願意自動繳回不法所得 23,274 元？）願意。」等語，且已繳出該款項，有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查扣所得檢視表、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 故該筆款項，被告既表明不是其所有而願返還被害人，且於偵查中 繳出，經以贓物扣案，檢察官仍以被告為當事人就該款項聲請單獨 宣告沒收，已有未妥。且該筆款項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上開被害 人王○儀等 3 人被詐騙匯入款項之餘額，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 人主張權利，自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 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立法理由六以：「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 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考德國刑法第 73 條第 1 項，增訂第 5 項 ，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時，始毋庸沒收，至是否有潛在被害人 則非所問。若判決確定後有被害人主張發還時，則可依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請求之。」已明揭優先保障被害人之原則。另扣押物若無 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 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 物，依第 142 條第 1 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 還，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 項、第 318 條第 1 項亦有明 定。是如犯罪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 利時，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 項、第 318 條第 1 項規定，不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 （二）本件被告於檢察官偵訊時已明白陳稱：「現在我發現那筆錢並不是 我的，我願意還給那個人。」「（你是否願意自動繳回不法所得 23,274 元？）願意。」等語，且已繳出該款項，有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查扣所得檢視表、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 故該筆款項，被告既表明不是其所有而願返還被害人，且於偵查中 繳出，經以贓物扣案，檢察官仍以被告為當事人就該款項聲請單獨 宣告沒收，已有未妥。且該筆款項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上開被害 人王○儀等 3 人被詐騙匯入款項之餘額，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 人主張權利，自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

按上訴，係對下級法院之判決聲明不服之方法，而上訴審法院則藉由上訴 聲明以特定審判之對象，是其範圍自應以上訴權人之意思為準，倘原審判 決之各部分具有可分性、且當事人之真意甚為明確者，即可對原審判決之 一部分表示不服，此時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餘地。 原審判決是否具可分性，其判別基準端視判決之各部分能否分割及是否會 產生判決之歧異而定，其於上訴審得以僅審理聲明不服之部分，且該部分 經撤銷或改判時，如未經聲明不服部分繼續維持原審判決所為事實及法律 上之認定，二者不致相互矛盾，自屬具審判上可分性。從而上訴權人合法 聲明上訴部分，自應認其一部上訴聲明有效，上訴審即應受其拘束，以限 定上訴審審理之範圍。如此，不惟合乎上訴權人上訴之目的，當事人亦得 僅針對該部分之爭點予以攻擊防禦，俾有助於法院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 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第五項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所應審 究者，乃如何以新台幣（下同）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或以罰 金總額與一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此與審理被告有罪、無罪或所犯何罪之程 序，二者所要認定之事實不同，衡諸易刑處分之裁量有其獨立性，復兼具 執行事項之本質，本與罪刑無關，倘上訴權人僅就易刑處分折算標準上訴 ，對原審論處之罪名及刑罰並無爭執，則上訴審僅就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 準是否適法部分審判，既不致產生上訴審改判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 準與原審認定之罪名不相符合之情形，自不生罪刑不可分或上訴不可分關 係可言。

按上訴，係對下級法院之判決聲明不服之方法，而上訴審法院則藉由上訴 聲明以特定審判之對象，是其範圍自應以上訴權人之意思為準，倘原審判 決之各部分具有可分性、且當事人之真意甚為明確者，即可對原審判決之 一部分表示不服，此時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規定之餘地。原審 判決是否具可分性，其判別基準端視判決之各部分能否分割及是否會產生 判決之歧異而定，其於上訴審得以僅審理聲明不服之部分，且該部分經撤 銷或改判時，如未經聲明不服部分繼續維持原審判決所為事實及法律上之 認定，二者不致相互矛盾，自屬具審判上可分性。從而上訴權人合法聲明 上訴部分，自應認其一部上訴聲明有效，上訴審即應受其拘束，以限定上 訴審審理之範圍。如此，不惟合乎上訴權人上訴之目的，當事人亦得僅針 對該部分之爭點予以攻擊防禦，俾有助於法院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刑法 第 42 條第 3 項、第 5 項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所應審究 者，乃如何以新台幣（下同）1 千元、2 千元或 3 千元折算 1 日或以 罰金總額與 1 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此與審理被告有罪、無罪或所犯何罪 之程序，二者所要認定之事實不同，衡諸易刑處分之裁量有其獨立性，復 兼具執行事項之本質，本與罪刑無關，倘上訴權人僅就易刑處分折算標準 上訴，對原審論處之罪名及刑罰並無爭執，則上訴審僅就罰金易服勞役折 算標準是否適法部分審判，既不致產生上訴審改判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與原審認定之罪名不相符合之情形，自不生罪刑不可分或上訴不可 分關係可言。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其成立固以行為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為必 要；然所謂詐術行為，並不以積極之語言、文字、肢體、舉動或兼有之綜 合表態等為限，消極不作為之欺罔行為亦包括在內，此即學理上所稱「不 純正不作為犯」，亦即以不作為之方式獲致與作為犯相同之犯罪結果。惟 在不作為詐欺之場合，須以行為人依法律、契約或誠實信用原則負有據實 告知之義務，竟刻意不告知實情，反利用他人之錯誤使該他人為財產之處 分行為，始克相當。於法律、契約並未明確規範告知義務時，行為人是否 就交易上特定事項負有告知義務，除應依照社會通念，斟酌該事項於特定 交易內容上是否為重要之事項外，更應斟酌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 查能力以決定之。倘若行為人業有危險之前行為，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 之可能性因而提高者，則行為人更負有告知義務。申言之，倘屬交易上重 要之事項，依具體情狀觀察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尚無從 輕易察知者，應認行為人負有告知義務，以利交易相對人斟酌利害，決定 是否完成交易並為財產上處分行為，行為人明知交易相對人就交易上重要 之點業陷於錯誤，有告知義務卻故意不為告知，自屬利用他人錯誤之消極 不作為欺罔行為，而應認係詐欺取財行為。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毒品罪者，亦適用中華民國刑法，但施用毒品及持 有毒品、種子、施用毒品器具罪，不在此限，現行刑法第 5 條第 8 款 定有明文；又刑法第 5 條於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95 年 7 月 1 日生效前，於第 6 款則規定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鴉片罪」者，亦適 用中華民國刑法。所謂「鴉片罪」，乃刑法第 20 章（即刑法第 256 條 至 265 條）所指各罪，包含刑法第 257 條第 2 項之販賣海洛因罪在 內，是被告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罪嫌，於刑法上開規定修正前後均 適用刑法規定，先此敘明。又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 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刑法第 9 條定有明文。所謂「同一行為」，自包含具有高低度階段關 係之自然概念上數行為在內，縱因我國與外國法制不同，就犯罪之處罰起 點（即著手或陰謀）、構成要件等容有歧異，例如美國聯邦刑法典（ U.S.Criminal Code） 就毒品犯罪於第 21 章第 846 條訂有共同陰謀罪 （conspiracy、通謀罪）之處罰，即為我國所無，然共同陰謀販賣海洛因 如與本件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存有高低度階段關係，猶仍屬同一行 為。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刑法第 201 條之 1 第 1 項之供行使之用之法定意圖，係指行為人偽 造或變造的目的乃在於使其偽造物或變造物得以在經濟交易活動中充當簽 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憑證之用。行為人只要具有上述的心意趨向， 即具有此法定意圖。至於偽造或變造後是否果真持之使用，則與此意圖之 成立無關，且行為人的不法意圖就係供自己行使之用，抑或供他人行使之 用，亦在所不問。查悠遊卡乃告訴人悠遊卡公司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所發行之電子票證，而依該條例第 3 條第 1 款之規定，所謂電子票證 係指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並含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 之晶片、卡片、憑證或其他形式之載具，作為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工具，可 見悠遊卡亦屬刑法第 20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作為支付工具之儲值卡 。又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偽造、變造或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發行本條例所規定之電子票證者，其行為負責人處 1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 。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2,500 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係針對偽造或變造依上開 條例發行之電子票證行為，所為處罰之特別規定，則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 法之法規競合原則，即應從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 處斷，無再適用刑法第 201 條之 1 第 1 項之餘地。本案悠遊卡內儲 存有金錢價值，可供作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工具，在相當範圍內與一般貨幣 並無二致，是行使經變造儲值金額之悠遊卡，亦應認併含有詐欺性質，是 被告二人上開行使變造悠遊卡之行為，即不另論以詐欺罪。 裁判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刑事法上之賄賂罪，性質上為對向犯，雙方皆分成三階段，各為行求、期 約、交付（以上三種統稱為行賄）；要求、期約、收受（以上三種統稱為 受賄；下均以統稱行之），以賄賂（含不正利益；下略）作為一定作為或 不作為之對價，因為受賄之一方，罪責不輕，行賄之一方，於若干犯罪（ 例如本件行為時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為之，或買票），亦有刑責，故通常 至為隱密，彼此之間若欠缺一定之信任關係，多不敢貿然從事，為填補、 建立此一信任關係，復有所謂中間角色出現，甚至輾轉多人，此類角色因 經手賄賂，屬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參與作為，然而究竟係立於行賄者立場共 同行事，或居於受賄者地位一起完成，罪名既異，刑責相差更大，於認定 時，自當斟酌行為人與對立之雙方主事者間之關係、居中承擔之工作份量 、從中獲利之比例或額數，以社會通念之角度而為觀察、判斷。其中，俗 稱「白手套」者，係指收受之一方，所受之賄賂，猶如「黑錢」，經過中 間人員之手代收，類同戴上「手套」，足以掩飾、漂白，屬於收受一方之 共同實行犯罪者。再是類犯罪之行為主體，必以具有特定身分或關係之人 員為限，從而有刑法第三十一條關於身分犯規定之適用。如果起訴書漏未 記敘此情與法條援引，法院不受其拘束，仍須在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性範圍 內，予以審究，然後在判決內，加以說明。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五 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 ，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 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 而刑事訴訟法第六條規定就數同級法院管轄之相牽連案件，得合併由其中 一法院管轄，重在避免多次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之歧異，以符合訴訟經 濟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同法第十五條規定相牽連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 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其理亦同。雖不免影響被告出庭之便利性，然相牽連 案件之合併審判或合併偵查、起訴，須經各該法院或檢察官同意，否則須 直接上級法院裁定或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命令行之，同法第六條二項、 第十五條亦分別定有明文，並非恣意即可合併審判或偵查、起訴。又刑事 訴訟法第七條各款規定之相牽連案件，不以直接相牽連為限。縱數案件彼 此間並無直接相牽連關係，然如分別與他案件有相牽連關係，而分離審判 ，又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判決扞格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認各 該案件均係相牽連案件，而得合併由一法院審判，始能達成相牽連案件合 併管轄之立法目的。

警察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並 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 之事由，及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 意旨（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參照）。依卷附刑事案件調查報告書及 現場檢查紀錄表所載，本件係警方巡邏時，發現可疑上前盤查，而查獲上 開槍、彈；證人即巡邏警員許○明亦證稱：我們開車經過的時候，感覺他 們的反應比較大，有點敏感，所以才繞車回來等語。準此以觀，本件警方 臨檢之實施是否符合上開解釋意旨？其所查扣之槍、彈，是否屬於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所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 能力？原判決未予審酌論列，遽採為判決之基礎，難謂適法。

本院按審判權之有無，係以該案件應否屬於普通法院審判為斷；而行為之 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刑法第一條所明定。如非屬 刑法或特別刑事法令所規定處罰之行為，則屬實體上判決之範疇。我國刑 法第七條前段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 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依其反面解釋，我國 人民在我國領域外犯同法第五、六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非為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者，則屬不罰。次按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條、第四十三條分 別規定：「本條例所稱香港，指原由英國治理之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 及其附屬部分」、「在香港或澳門或在其船艦、航空器內，犯下列之罪者 ，適用刑法之規定：一刑法第五條各款所列之罪。二台灣地區公務員犯刑 法第六條各款所列之罪者。三台灣地區人民或對於台灣地區人民，犯前二 款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但依香港或澳門之法 律不罰者，不在此限。香港或澳門居民在外國地區犯刑法第五條各款所列 之罪者；或對於台灣地區人民犯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以外之罪，而其最輕 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非該外國地區法律所不罰者，亦同。」本件 檢察官起訴事實係認被告魏木源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四十 分許，在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向劉志強謊稱其機票逾期、提款卡亦不能 使用，身上無現金購買機票返台，欲借款購買機票，待返台後返還等語， 並當場將其名片及聯絡電話交付劉志強，致劉志強陷於錯誤，誤信為真， 當場將美金三百元及新台幣（下同）二千元（合計約等值一萬一千元）如 數借與被告。詎劉志強返台後，被告不僅未曾聯繫還款事宜，且所留下之 聯絡電話、地址均屬不實，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情。是被告係屬本國人民，其在香港涉犯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所犯既非刑法第五條、第六條之罪， 亦非刑法第七條所稱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核與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不合，其行為不罰，揆之上開說明，自應從實體上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 ，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 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有本院七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一三五號 判例可稽。然如甲係分別邀約乙、丙分別為不同之犯罪行為，則甲就其分 別與乙、丙二人所共同實行之犯罪，固分別均為共同正犯，然乙、丙二人 間，則僅就其與甲共同實行之犯罪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究不得謂乙對 甲、丙間之犯罪行為或丙對甲、乙間之犯罪行為，仍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而令負共同正犯之責。

按犯罪之行為，係指發生刑法效果之意思活動而言；自其發展過程觀之， 乃先有動機，而後決定犯意，進而預備、著手及實行。次按犯罪型態有一 人單獨為之者，有二人以上為之者；依行為時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二人 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者，固為共同正犯；至於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 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亦為共同正犯，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 亦同負責任（司法院釋字第一○九號解釋理由參照），此即學理所稱之「 共謀共同正犯」。又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 施行之刑法第二十八條雖將「實施」修正為「實行」，排除「陰謀共同正 犯」與「預備共同正犯」，但仍無礙於「共謀共同正犯」之存在。故參與 共謀者，其共謀行為，應屬犯罪行為中之一個階段行為，而與其他行為人 之著手、實行行為整體地形成一個犯罪行為。

我國內銀行為發卡銀行之信用卡持卡人至國內、外特約商店消費，利用刷 卡機進行交易，當信用卡磁條於刷卡機刷過後，磁條資料自動送至我國內 銀行授權中心，核對資料與密碼無誤後，始傳回授權碼，同時在印表機自 動印出交易時間、商店名稱、消費金額、授權碼等資料之簽帳單。則被告 等前揭行使偽造之信用卡盜刷購物過程中，因所偽造信用卡之發卡銀行為 我國內銀行，縱其係利用韓國特約商店之刷卡機進行交易，然當信用卡磁 條於刷卡機刷過後，磁條資料即自動送至我國內銀行授權中心，經核對資 料與密碼無誤，傳回授權碼後，始能完成該項交易。並使我國內發卡銀行 誤信係真正持卡人消費，而代墊系爭消費款項予該特約商店。故其犯罪之 行為及結果有部分在我國領域內，仍應認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自得依我 國刑法予以追訴處罰。

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一條定有明文 ，又依刑法第十一條前段及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刑法第五、六條以外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者，不適用之，易言之，此種行為係屬不罰，如經起訴，應為無 罪之判決，原判決竟認此部分係無審判權，應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自屬 違誤。

香港自滿清末年割讓與英國後，迄未歸還我國，為我國法權所不及之地。 而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牙保贓物為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 罪，並非刑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犯罪，自不能適用刑法予以處罰 。

上訴人等關於變造許齊之中華民國護照及偽造許齊名義之日本國政府渡航 證明書交由楊金蓮使用部分，其偽造之行為在泰國，行使之行為又在日本 ，均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是否與刑法第五條及第七條之規定相合， 原判決未予說明。遽予論罪科刑，已有可議。

依國際法上領域管轄原則，國家對在其領域內之人、物或發生之事件，除 國際法或條約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享有排他的管轄權；即就航空器所關之 犯罪言，依我國已簽署及批准之一九六三年月十四日東京公約 (航空器上 所犯罪行及若干其他行為公約)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航空器登記國固有管 轄該航空器上所犯罪行及行為之權；然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此一公約並不 排除依本國法而行使之刑事管轄權。另其第四條甲、乙款，對犯罪行為係 實行於該締約國領域以內、或係對於該締約國之國民所為者，非航空器登 記國之締約國，仍得干涉在飛航中之航空器，以行使其對該航空器上所犯 罪行之刑事管轄權。因此，外國民用航空器降落於我國機場後，我國法院 對其上發生之犯罪行為，享有刑事管轄權，殆屬無可置疑。

1.本則判例，依據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修正，108 年 7 月 4 日 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2 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 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應屬人民團體，其核發紡織品出口證 明書，縱係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委託及授權，但法令上並無視同公務之 規定，則自訴人所製作之「紡織品出口配額證明書」仍屬私文書之一種， 因認上訴人之所為係犯刑法上偽造私文書罪。

刑法為國內法，採屬地主義；刑法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雖兼採 保護主義，但以我國國家、社會、人民之法益為保護之對象；該條第四款 所稱有價證券，自不包括在外國發行流通之有價證券在內。

上訴人在香港變造之支票，雖在我國境內不能流通，但其在香港因占有行 使其權利，仍屬有價證券，並適用刑法處罰，況其居所係在台灣，我國法 院自屬有權管轄並予審判。

上訴人為本國人民，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所犯業務侵占部分，其犯罪 地為中華民國領域外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既非刑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所規 定之罪，即無本國刑法之適用，原判決理由竟論以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 二項之罪，亦屬違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