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解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並報繳其持有之 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其立法意旨係以鼓勵行為人將犯案所持有之 槍彈全數報繳，以免該槍、彈日後續遭其他犯罪者所用，進而消弭犯罪於 未然，因而可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換言之，被告自首後，復已繳出所持 有之全部槍、彈，而其中雖有部分犯案之槍、彈已在警方查扣中（按該查 扣之槍、彈對社會治安已無潛在性之危害），亦應有上開同法條第 1 項 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在「損壞」物品之情形，行為要件之「損壞」與結果要件之「損害」乃不 同概念，破壞、改變物品之外形，是否足生損害於他人而實質上值得保護 ，應綜合行為人破壞、改變物品外形之程度、物品之交易、利用價值有無 減損及刑罰之發動是否合理而為判斷，以符刑法謙抑性。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竊盜罪，法院審理後認為應係構成毀損罪，此兩罪之 公訴事實是否具有同一性，未可一概而論，倘檢察官起訴被告實行竊盜不 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之法益，與法院審 理後所認定毀損不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 之法益迥異，則難認兩罪之公訴事實具有同一性；反之，倘與法院審理後 所認定毀損不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之法 益均相同，應認兩者具有公訴事實之同一性。析言之，倘行為人事實上只 實行一次侵害他人單一財產法益之「一行為」，只因為檢察官起訴時所建 構之犯罪事實係竊盜，惟同一行為經法院審理後認為應屬毀損，則此兩罪 名之犯罪事實具有非兩立性，行為人該侵害被害人單一法益之單一行為， 若成立竊盜罪，就不能成立毀損罪，反之，倘成立毀損罪，即不能成立竊 盜罪，兩者不可能同時併存，具有互不兩立之排他性關係。此情形因被告 只為一次不法行為，該不兩立排他性關係之兩罪，係因檢察官及法院就被 告「同一行為事實」之法律上評價兩歧所致，實際上並非被告實行二次不 同犯罪行為，故基於上開一行為不兩罰之原則，應禁止重複評價，易言之 ，倘就「被告實際上所實行之一次侵害他人單一財產法益之單一行為」， 法院審理後認竊盜罪不能成立，應係構成毀損罪，則果由檢察官另行起訴 行為人毀損罪，有悖於一行為不得兩次處罰之禁止雙重危險憲法原則。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第 127 條之 4 關於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同法第 125 條之 2 之規定之解釋適用，如依照最廣 義之文義解釋，將銀行法第 127 條之 4 所指之「法人」包含「犯罪被 害人」銀行，則將有過度擴張適用之嫌，而違反憲法上比例原則所導出之 罪刑相當原則。參以依照歷史、目的及體系解釋等解釋方法，本條文係為 保護銀行之財產及利益、嚇阻、預防銀行負責人或職員類似掏空銀行資產 等金融犯罪而制定，則本條文所欲處罰之主體，應限縮於「非犯罪被害人 銀行之法人」，以符合立法意旨，始與罪刑相當原則及刑法謙抑原則無違 。 裁判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 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固為行政執 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明定；然此所謂「代履行」，係指依法令或本於 法令之行政處分而負有行為義務之人，有不為該行為義務者，執行機關得 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為履行該行為義務而言。

不服第一審判決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者，應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 述具體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而所謂「 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 摘而言。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 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 ；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究不能 遽謂未敘述具體理由。又依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第二審仍係事實審，且採行 覆審制，第二審法院應就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為重複之審理，並就調 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證自行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非僅依據第一審 判決採為基礎之資料，加以覆核而已，此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 原審判決經上訴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即指縱然被告之第二審上 訴論旨雖不成立，而第一審判決確有不當或違法者，仍應就其上訴部分， 加以改判之立法意旨自明。又同法第三百八十條所稱：除前（第三百七十 九）條情形外，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 訴之理由之規定，係列於同法第三編（上訴編）第三章之第三審程序，第 二審上訴並無準用之規定，故提起第二審上訴，並不以指摘第一審判決如 何具有顯然足以影響原判決之違法或不當，始足認係具備具體理由；倘其 上訴理由，已明白指出第一審判決程序之進行或採證認事如何違法或不當 ，請求第二審法院予以重新審理，另為評價，即足當之。此與第三審上訴 為法律審，提起第三審上訴，專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之嚴格要件，自 有不同。另我國尚未實施全面義務辯護制度，未有辯護人輔助之被告提起 第二審上訴，倘所具上訴書狀已及第一審踐行之訴訟程序或判決有不當 或違法之事由，並非明顯抽象、空泛或籠統指摘，且所指事由亦非顯然不 足據以撤銷、變更第一審判決，僅因被告未具備專業法律知識，致所理 由未準確列舉相關法條或使用法律術語而為指摘，惟依其上訴狀所指摘事 項之全意旨為整體、綜合觀察，足以辨識其指摘事項者，即不能逕以其未 精確引用相關之法條，遽以其上訴理由係不具體，而認其第二審上訴不合 法，否則即與程序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有違，難稱適法。

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之準強盜罪，旨在以刑罰之手段，保障人民之身體 自由、人身安全及財產權，免受他人非法之侵害。立法者就竊盜或搶奪而 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僅列舉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三種經常 導致強暴、脅迫行為之具體事由，係選擇對身體自由與人身安全較為危險 之情形，視為與強盜行為相同，而予以重罰。擬制為強盜行為之準強盜罪 構成要件行為，雖未如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強盜罪之規定，將實施強暴、 脅迫所導致被害人或第三人不能抗拒之要件予以明文規定，惟必於竊盜或 搶奪之際，當場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其行 為之客觀不法，方與強盜行為之客觀不法相當，而得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 ，司法院釋字第六三０號解釋闡述甚明。上訴人等二人因脫免逮捕、湮 滅罪證，當場對鄭某、許某實施之（上開）強暴行為，是否已達使其二人 難以抗拒之程度，原判決並未依法認定，理由內亦未論述說明，致本院無 從為其適用法律當否之判斷，難謂適法。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所謂犯罪 之被害人，指因犯罪行為而直接受害之人而言；關於財產法益被侵害時， 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固為直接被害人，而對於該財產有事實上管領支配力之 人，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致其管領支配力受有侵害者，亦屬犯罪之直接被害 人，自得為告訴。

共同被告對於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 於證人，為確保對於證人之詰問權，應使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具 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 據。此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意旨自明。

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一項之毀壞他人建築物罪，必須毀壞建築物之重要 部分，足致該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始能成立。

凡財產法益被侵害時，其財產之所有權人固為直接被害人，即對於該財產 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人，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而其管領權受有侵害者，亦不失 為直接被害人 (本院四十二年台非字第十八號判例參照) 。原確定判決既 認定告訴人對於上開房屋有使用收益權而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人，被告毀損 該房屋大門上之鐵片等物，自屬犯罪行為之直接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自得為告訴。原確定判決依告訴人之告訴，認被告 牽連犯有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六條第一項之罪，乃從一重之刑 法第三百五十四條論處被告罪刑，其適用法律，自難謂有違誤。

刑法上所謂變造有價證券，係指不變更原有之本質，僅其內容非法加以變 更者而言。而支票為要式證券，支票之作成必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所定方式為之，支票之必要記載事項如有欠缺，除票 據法另有規定外 (如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其支票即 為無效 (票據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一定之金額為支票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如未記載，其支票當然無效。因之，如擅自將支票上之金額塗銷，使支 票因欠缺法定應記載之事項而無效，屬毀損支票而非變造有價證券。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 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乃被告在刑事訴 訟程序上應受告知之權利，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內容之 一，旨在使被告能充分行使防禦權，以維審判程序之公平。而其所謂「犯 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除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自 包含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起訴效力所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 ，暨依同法第三百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後之新罪名。法院就此等新增或變 更之罪名，均應於其認為有新增或變更之時，隨時、但至遲於審判期日前 踐行告知之程序，使被告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 ，而確保其權益。惟若法院就起訴效力擴張之犯罪事實或變更起訴法條之 同一性事實，已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百八 十九條等規定之調查辯論程序，祇是未明確告知被告新增或應變更之新罪 名，則屬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此時即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之限制 ，如此項未踐行告知新增罪名或罪名變更義務之訴訟程序違法，無礙於被 告行使防禦權而對判決顯無影響時，即不得據為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所謂犯罪之被害人，指因犯罪行為直接受損害 之人。就財產犯罪言，所有權人固為被害人，即對於該財產事實上有使用 監督之人，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致其使用監督權受侵害者，亦不失為直接被 害人。故物之借用人或承租人，對於借用物或租賃物雖無所有權，但既享 有管理、使用或收益之權限，故故予毀損，致其不能為使用收益時，該借 用人或承租人，自得依法提出告訴。

刑法上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重在持有關係，其行為客體並不以他人所有 之物為限。凡事實上對物取得管領支配之人，不論其有無合法之權源，為 維持現存社會秩序，其持有仍受刑法之保護，得為財產犯罪之行為客體， 若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致其對物之管領支配受有侵害，自不失為該犯罪之 直接被害人，依法得為告訴。

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五款定有 明文。本件上訴人望○華因殺人未遂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之科 刑判決，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同年六月二十 五日死亡，有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附卷可稽。依照首 開說明，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望○華部分撤銷，諭知不受理判 決，以期適法。

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就擄人言，固為對於身體自由之犯罪，而就其勒贖之 本質言，仍不失為對於財產之犯罪，故於擄人既遂之後，未經取贖而釋放 之者，雖其犯罪已經完成，而對方關於財產，究無實害，故條文有得減輕 其刑之規定。然所謂未經取贖，指已無取贖之犯意而未取贖而言。本件上 訴人陳○明、楊○榮、張○堂三人於擄走被害人陳○福，進而實施勒贖行 為，且於談妥條件被害人陳○福同意給付三百萬元，並取得顏○通之保證 後，始允被害人離去，被害人復如約交付四十萬元予陳○明等人，上訴人 仍有取贖之意思，且進而取得贖款，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已有實害，原判 決竟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予以減輕，亦有可議。

累犯之成立，以曾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之一 部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要件，刑法第四 十七條規定甚明。但查被告前犯盜匪罪，經判處有期徒刑捌年，嗣減為有 期徒刑五年四月，既於七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假釋出獄，八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覆表在卷可稽，並為原 判決認定之事實。則其距本件犯罪日期八十六年六月六日，已逾五年，依 首開說明，自與累犯之要件不合。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告以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 ( 第一項) 。罪名經告知被告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第二項) 。」 ，旨在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以達刑事訴訟法為發現真實兼顧程序 公正之目的，此條既規定於總則編內，訴訟之各階段自均有其適用，法院 於適用同法第三百條時，尤須踐行同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始能避免 突襲裁判而確保被告權益。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擅自設 置工作物罪，係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竊佔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之法律競合關係，即應擇一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之規定論處。

(一)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所稱「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 林地及保安林地以外，經省 (市) 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 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二、標高 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 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而言；此觀該條例第三條規定甚明。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所「開挖整地，興建道路並堆積土石」之土地已否 業經臺灣省政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為「山坡地」？此攸關上訴人是否成 立犯罪，原審未予調查，理由亦未說明，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 未予調查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二)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之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水土保持計畫未經核定而擅自經營使用山坡地或 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致生公共危險罪，除須於山坡地開發建築、 興建道路、堆積土石及開挖整地等行為者，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水 土保持計畫未經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核定並監督實施，而 擅自經營使用山坡地，或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外，尚須「致生公共 危險」始足當之。所謂「致生公共危險」，係指在客觀上有具體之情況， 足認有造成具體危險為必要，雖不必達到已發生實害之程度，但亦非僅以 有發生損害之虞之抽象危險為已足。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 限。刑法第十二條規定甚明。而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及刑法第三百三十五第一項之毀損建築物罪，均無處罰過失行為之特 別規定，被告僅為施工承包商公司之負責人，依據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核發 之建造執照 (包括雜項執照) 而施工，縱有未防止危險之發生，而造成鄰 地之房屋龜裂之情形，亦屬過失之行為，原判決認被告難謂有犯罪故意， 並非無據，仍不足課以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毀壞建築物之罪責。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 迫為要件。此之所謂施強暴，不以對於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為限， 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 行職務者，亦屬之。原判決業已明被告被帶至警察分局辦公室處理時， 竟大聲咆哮，高喊「警察有什麼了不起」，並搗毀辦公室之玻璃、坐椅等 事實。依其所確定之事實，被告顯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無疑 。上訴意旨，拘泥於辭句，謂原判決所確定之事實，並無被告「施強暴」 之記載，而與其主文之用語不相一致，並執以指摘原判決有理由矛盾之違 法，顯屬誤會。又被告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城中分局勤務隊內毀損該分局 所有之玻璃桌墊及椅子，經該分局明事實檢具證明，由分局長吳國藩署 名移請究辦，其告訴程序顯已具備。

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毀壞他人建築物者，係指毀壞建築物之重 要部分而言，又毀壞建築物不以夷為平地為必要，苟因毀壞行為而致建築 物全部或一部之效力已喪失者，即為本罪之既遂。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 而逕認定被告所為尚不成立毀損建築物罪，僅成立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 一項之毀損罪，自嫌率斷。

按刑法上之持有，係指對物之現實占有者而言。不問其為合法或非法之占 有，為維持其事實上之占有關係，藉以維護社會秩序，除原所有權人於其 所有權被侵害時得依法即時排除侵害外，不容任何人未經法定程序任意變 更現實占有之狀態。如有對於他人現實占有之物 (含動產、不動產) 予以 不法侵害時，仍難解免難其刑責 (例如竊取、強劫或搶奪竊盜犯所持有之 贓物時，仍應認其侵害竊盜犯之事實管領權而分別成立竊盜、強劫或搶奪 等罪名是) 。本件告訴人詹益錦雖係非法占用公有河川地種植破布子果樹 而為事實上之管領，但被告何桂英夥同其餘共犯等連續毀損該破布子果樹 ，自係侵害告訴人對該公有河川地及地上物之現實占有管領權益，就此而 言，詹益錦即難謂非被告犯罪之被害人，原判決依其告訴及檢察官之追訴 ，而為實體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被告共同連續損壞他人之果樹足以生損 害於他人罪刑，及諭知拘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駁回被告在第二審之上 訴，經核於法自無違誤。

查刑事訴訟上之代理人者，乃受被告或自訴人之委任，於審判中或偵查中 代理其本人為訴訟行為之人。故代理人與委任之本人，須分別為不同之主 體，否則代理人與本人如同屬一人即無所謂代理之問題。自訴人縱令具有 律師身分，但其自身為訴訟當事人時，其訴訟上地位與一般之自訴人或被 告並無軒輊。亦不能將之分割為具有不同人格之二人，因之具有律師資格 之自訴人自不能委任自己，以律師身分代理其本人為訴訟行為。

按刑事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只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料，對於法 院之審判並無拘束力，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 ，以期發現事實之真相，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又刑法 上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 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 思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 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卷查，被告於八十一年八月七日下午五 時三十分許案發之前，尚能騎機車至馬蘭加油站購買汽油，以迄同日下午 九時許為警逮捕製作筆錄，前後經過僅約四小時，在該約四小時內，被告 對於放火燒店之原因，放火燒店前之準備工作，現場放火燒店之詳細情形 ，及案發復至警方製作筆錄並辨認作案工具，均能記憶、理解且加以詳細 描述，亦能對答如流，在客觀上顯與常人之精神狀態無異，能否謂被告有 受控於幻覺及妄想，喪失其自我判斷之能力，而處於心神喪失之狀態，非 無疑問。

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規定，水道治理計劃線或堤防預定線內之 土地；及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公告後，均得依法徵收 ；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是經公告為上述區域內之土 地，於政府未徵收之前，固得由主管機關限制其使用，但並非當然限制其 使用。

上訴人毀壞構成門扇之一部之電動鎖及喇叭鎖，係毀壞門扇之行為，毀壞 附加於門上之掛鎖，則屬毀壞安全設備，因認上訴人所為，係犯刑法第三 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帶兇器毀壞門扇、安全設備竊盜罪 。其毀壞門扇及安全設備之行為，乃係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自無成立毀 損罪之餘地。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 由，原判決事實欄一、謂：「……… (被告) 擅自偽造林張愛及陳進稔之 署押及指印，於八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李桂林出示，以示該地由王重信購 得，足生損害於林張愛，陳進稔及李桂林」云云，然在理由欄中，就林張 愛等人如何受有損害一節，並未記載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有判決不 載理由之違背法令。

夫妻於日常生活互有代理權，因此家中財物，僅為一個監督權，不可強分 為二，依伍碧湄、陳淑芳二人在第一審之證述，彼二人並非夫妻關係，且 二人財物各放在不同之一間房內，監督權顯然各別。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處分，負有行為之義務而不為者，得由該管行政官署 或命第三人代執行之，向義務人徵收費用，行政執行法第三條規定至明。 準此以言，彰化縣政府與經濟部工業局於前揭公告期限屆滿後，以上訴人 等違反前引土地法之規定，指示案外人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執行，並 由被告王東明、潘丁白負責現場指揮及處理，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前 述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綜上所述，被告等之行為係依法令之行為，揆諸刑 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應為不罰。又其既係協同彰化縣政府為代執 行之處分，亦難認其主觀上有犯罪之故意，自不得論以刑法第三百五十三 條、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四條之罪。

按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零三條第三款定有明文。所謂未經告訴，包括不得告訴及未經合法告訴之 情形在內。而告訴乃論之罪，如被害人為機關時，應由該機關有監督權之 長官代表告訴，始為合法。

查被告於七十九年二月間，曾犯藏匿人犯罪，經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於七十 九年四月十七日，以七十九年度易字第八十五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貳月，如易科罰金，以參拾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於七十九年六月五 日確定在案，有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覆表及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訴紀錄表附卷可稽，則被告犯本件違反森林法之罪，及 原審判決時，均在前案緩刑期中，自不得再予諭知緩刑。

刑法上之共同正犯以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為要件，潘輝全與該二 十餘名成年群眾間如何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不僅原判決事實欄 未有明確之認定記載，且其證據為何？復未於理由有所說明，揆之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一款之規定，與判決法定程式亦屬有違。

查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毀損建築物罪，所謂建築物係指上有屋面，周有門 璧，適於人之起居出入，定於土地之工作物而言，又所謂毀壞建築物係 以對建築物毀壞其重要部分，致其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為構成要件。上 訴人等一再主張系爭地上物為舊本板拼湊，三坪大，無屋樑磚牆，四處破 洞，不足以蔽風雨，尤不適起居出入，且僅卸下木板二塊，非屬工作物之 重要部分，亦不屬毀損建築物罪之客體。

上訴期間末日為八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為中秋節補假之放假日，延至同年 九月二十四日上訴期間屆滿，上訴人係羈押於法院所在地之看守所，無在 途期間，乃遲至九月二十五日始向原法院提出上訴，有第一審法院收文戳 可憑，已逾上訴期間而計算上訴期間，應以法院收受上訴狀之日為準，又 關於不變期間之計算，當事人郵遞上訴狀者，應以書狀到達法院之日為提 出法院之日。本件上訴人羈押於第一審法院所在地之看守所，無在途期間 可言，依上述說明，其上訴期間至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屆滿，遲至八十年 九月二十五日始提出第二審上訴，已逾上訴期間。

犯罪之被害人始得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 文，故如非犯罪之被害人，即不得提起自訴。又犯罪事實一部提起自訴者 ，他部雖不得自訴，亦以得提起自訴論。但不得提起自訴部分係較重之罪 或其第一審屬高等法院管轄者，不在此限，亦為同法條第二項所明定，故 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其重罪部分不得提起自訴，即全部不得提起自訴。 電業法第一百零六條第四款之竊電罪，其直接被害人既為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自訴人並非其犯罪之被害人，依前開說明即本件不得提起自訴， 爰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諭知自訴不受理。

如上訴人所稱其仍常與被害人同居，則其應摘有其所換裝鎖之鑰匙或三隻 鑰匙以便三道門鎖進出，惟其既未擁有其換裝之鎖匙，竟僅單純擁有第二 道門之鎖鑰，並將原自己所配之鎖匙認為不必要而拫棄，應無是理，為其 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以一罪論，刑法第五十六條定有明文。而 連續犯一部分行為在減刑令之前，一部分行為在減刑令後，因以一罪論， 其最後犯罪行為，在減刑令之後者，即均無罪犯減刑令之適用。

本件抗告人犯毀損、傷害人之身體、妨害自由及傷害人之身體四罪，經台 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分別依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百零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判處罪刑，其最重本刑均為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屬於同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前段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原法院就各該犯罪之宣告刑定應執行刑之裁定 ，自亦不得抗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