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解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之立法理由係以：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 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 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 審判之權，因此有必要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以落實嚴格之 法律審，並促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是該條所稱 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係指經事實審法院為實體之審理， 所為確定本案刑罰權有無之實體判決，除單純一罪或數罪併罰案件外，關 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檢察官或自訴人僅對不另為無罪諭知（ 得上訴第三審之罪）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包括第二審撤銷第一審所 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被告一部分有罪，一部分因犯罪不能證明，而於理 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或第二審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 判決，而駁回檢察官或自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者，均應認有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九條規定之適用，始合於立法之旨趣。

結合犯乃係將二以上之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 為基本犯罪，舉凡利用基本犯罪之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 意思之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犯他罪之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 之初，即為預定之計畫或具有概括之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 而新生之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之關連，而有 犯意之聯絡、事實之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之意義相當。故刑法第三百三 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犯強盜而擄人勒贖罪為結合犯，係著眼於強盜與擄人 勒贖間，接連發生之可能性高，危害亦鉅，乃依法律規定，結合強盜、擄 人勒贖二個獨立之罪名，而成為一個新罪名，並加重其刑；其成罪並不以 二者均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僅須其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 關連性，即足當之。而該罪名復無取贖後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之 規定，自無所謂應再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犯擄人勒贖罪，取 贖後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

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就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 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 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 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 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 內，應共同負責。又上訴人等二人雖係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為本件擄 人勒贖而故意殺被害人之犯行，惟原判決既係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 刑條例第六條自首減刑之規定，減輕陳○雄之刑，自應適用同條例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無期徒刑之減刑標準。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前項證物如係文書而被告不解其意 義者，應告以要旨。」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卷宗內之筆錄及其 他文書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 告以要旨。」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審判長每調查一證據畢 ，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二規定：「法院應予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以辯論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會。」其立法 意旨除仍寓有保護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外，要係在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原則下，期使事實審法院本於直接審理及言詞辯論方式，經由當事人 等之法庭活動而獲得心證，以實現公平法院之理想。倘與待證事實直接相 關之證物，未顯出於公判庭，無異剝奪當事人等辨認、表示意見及辯論其 證明力之權利與機會，不符公平法院必須透過程序正義之嚴格遵守，而使 實質正義具體實現之要求，自不能以該證據作為判斷嚴格事實之基礎，否 則即有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之違法。

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係將強盜與擄人 勒贖罪名相結合而成一新罪名，並科以較諸普通強盜、擄人勒贖為重之刑 ，如強盜與擄人勒贖二罪間，在地點及時間上具有關聯性及銜接性，即成 立上述之結合犯。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徐傑聖、林耀卿等人 共同擄人後起意勒贖，並於犯罪進行中，在被害人等遭其等限制伊行動而 無法抗拒之際，由其中一人將手伸入被害人張源隆口袋內，強盜張源隆新 台幣（下同）一萬三千元及強行取走張源隆行動電話、身分證等物，另強 盜陳萬有口袋中剩餘現款五千元及強取其外套口袋中之行動電話，嗣取得 丁茂泰交付贖金二十萬元後，始將被害人張源隆等釋放等情，乃認上訴人 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之擄人後意圖 勒贖罪，其強盜被害人財物所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強盜罪部 分，為擄人勒贖行為之一部，不另論罪（原判決理由所引用本院八十一年 度第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二)，業經本院九十二年度第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不再供參考）。然上訴人與徐傑聖等人，既係於擄人勒贖行為繼續中，併 為上述強盜之犯行，其間在地點及時間上有無關聯性及銜接性，而應成立 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結合犯，即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未為審酌說明，其遽 認上訴人之行為僅成立上述之擄人勒贖罪，自難認適用法則已盡允洽。

意圖勒贖而擄人者，亦即行為人有使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而為擄 人行為，即應認構成意圖勒贖而擄人罪。該罪亦不以須向被擄人以外之人 勒索財物為必要。

刑法第五十五條之牽連犯及同法第五十六條之連續犯，均屬數個行為，原 觸犯兩個以上獨立可罰之罪，本應分別論處其罪刑，但因基於訴訟經濟及 罪刑之合理與均衡等刑事政策上之考量，乃以法律明定，僅從其最重之罪 處斷，或僅以一罪論。與同法第五十五條之想像競合犯，在學理上稱為裁 判上一罪。如行為人之數行為所犯數罪間，不但有連續關係，又有牽連關 係之重疊法律現象，則連續犯罪之一部，既與他罪牽連，自應包括的將全 部之連續各行為，論以一罪，復按牽連犯之例，從一重處斷，不得以數罪 併合處罰之，有本院所著七十四年台上字第六四五○號判例可資參照。從 而連續犯罪之一部，若分別與二罪以上之他罪具牽連關係，本於上揭法理 ，自應認全部屬裁判上之一罪，祇能從其中最重之一罪處斷，其餘各罪， 不應再另予論處罪刑。

擄人勒贖罪，係以意圖勒贖而擄人為構成要件，其犯罪之方法行為係將被 害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下，予以脅迫，其犯罪之目的行為，係向被害人 或其關係人勒索財物，因此擄人勒贖罪本質上為妨害自由與強盜之結合， 在形式上則為妨害自由與恐嚇罪之結合，擄人勒贖行為一經實現，犯罪即 屬既遂，在被害人之自由回復以前，其犯罪行為均在繼續進行中，在犯罪 行為終了前，若基於擄人勒贖單一或概括犯意，先後向被害人或其關係人 不法取得財物之多數行為，理論上雖均吸收於擄人勒贖之犯罪中，而應論 以擄人勒贖一罪。惟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強盜而擄人勒贖 罪，係將強盜與擄人勒贖兩個獨立之罪名相結合成一新罪名，並科以較重 之刑，其情節亦較單一擄人勒贖或強盜為重，行為人於擄人勒贖行為繼續 中，如若另有強盜被害人財物之犯意，而該強盜行為與所犯之擄人勒贖犯 行，復有密切關聯性時，即應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強盜 而擄人勒贖之結合犯，至於其強盜之犯意，無論係起於擄人勒贖之初，抑 或萌生於擄人勒贖行為實施中，均不影響該結合犯罪之成立。

行為應否處罰及如何處罰，固以行為時之法律為準。而法律一經廢止，其 效力原則上固不得復存，然例外可依新法之規定予以延續。刑法第二條第 一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但書即係舊法之效力 例外予以延續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懲治盜匪條例已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 日公布廢止，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亦同時修正公布，擄人勒贖罪之法定本 刑，修正後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較諸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唯一死刑為輕。被 告所犯擄人勒贖罪，行為時有效之懲治盜匪條例及刑法同有處罰之規定， 因懲治盜匪條例為刑法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而 適用該條例，該條例廢止後，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又懲治盜匪 條例之廢止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之修正係同時公布，因之，修正前之刑 法第三百四十七條並非中間法，即不生比較適用中間法之問題。就被告所 犯之罪而言，該條例雖曰廢止，因廢止前後均有刑罰規定，自屬刑法第二 條第一項之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而非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依刑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應就被告行為時有效之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九款與裁判時之修正後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比較適用。

刑法第五十九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 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 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 得為之。

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就擄人言，固為對於身體自由之犯罪，而就其勒贖之 本質言，仍不失為對於財產之犯罪，故於擄人既遂之後，未經取贖而釋放 之者，雖其犯罪已經完成，而對方關於財產，究無實害，故條文有得減輕 其刑之規定。然所謂未經取贖，指已無取贖之犯意而未取贖而言。本件上 訴人陳○明、楊○榮、張○堂三人於擄走被害人陳○福，進而實施勒贖行 為，且於談妥條件被害人陳○福同意給付三百萬元，並取得顏○通之保證 後，始允被害人離去，被害人復如約交付四十萬元予陳○明等人，上訴人 仍有取贖之意思，且進而取得贖款，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已有實害，原判 決竟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予以減輕，亦有可議。

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罪，本罪於意圖勒贖而為擄人行為 時，犯罪即屬成立，縱未得財，對已成立之既遂犯行並無影響。又本罪本 質上包含恐嚇取財與妨害自由兩罪質，故不另成立該兩項罪名。

擄人勒贖係指意圖勒贖而擄人而言。行為人苟以勒贖之目的而擄人，祇須 被擄人喪失行動自由，而置於加害者實力支配之下即屬既遂，其事後果否 實施勒贖，向何人勒贖，有無取得贖款，以及何人交付贖款均不影響其已 成立之犯罪，故擄人勒贖並不以被擄人與被勒贖人不屬同一人為必要。 參考法條︰中華民國刑法 第 347 條 (83.01.28) 懲治盜匪條例 第 2 條 (46.06.25)

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與詹龍欄意圖供自己犯罪之用而運輸槍、彈等物進 口，並持有之，該事後之持有之低度行為應為運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法 律上宜僅就運輸行為予以評價 (本院七十四年台上字第三四○○號判例參 照)。

擄人勒贖罪，固係結合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與第三百四 十六條之恐嚇取財罪而成立之結合犯，其本質上具有犯罪行為繼續性，故 而凡在擄人之後，至取贖釋回或被擄人因其他原因脫離行為人實力支配以 恢復其身體自由之前，無時不在該罪實施狀態中，苟於擄人之際，雖未實 際參加，而於擄人後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勒贖者，仍應以共同正犯 論，但必以確有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者，始足當之。

李○基、王○輝擄人勒贖施加恐嚇，係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 款之罪。未受許可無故持有手槍、子彈係一行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七條第四項、第十條第三項、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之罪，應從一重之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四項之罪處斷。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應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 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 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本無違法事由存在，而指為違法，自應 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等以自己之說詞， 謂彼等僅意在恐嚇取財，及其在警局之自白係出於刑求等語，顯與卷宗之 訴訟資料不符，尤其上訴人在檢察官偵查中仍自白不諱其刑求之說詞，無 非係單純事實上之爭執，已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 者，得減輕其刑』，其立法用意除鼓勵罪犯中止犯行外，另兼顧人質之安 全，應具有自動釋放人質之心意及實際釋放人質之事實，始得寬減其刑， 如已案發，迫不得已，始行釋放，或尚未釋放，即被查獲，均與上開規定 不符，不得減輕其刑。

共犯「小龍」於未經取贖前釋放被害人，且係自願終止擄勒行為，許予恢 復自由而釋回，既與上訴人均為該罪之共同正犯，則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 第五項減輕其刑之利益自應及於上訴人。

查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所謂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係指犯擄人勒 贖之罪，未經取贖，行為人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而釋放被擄人而言，如已 取得部分贖款，或與被擄人談妥條件，將被擄人釋放，限令其於一定期間 籌款交付者，其釋放既非出於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即與該條項規定不合 。

擄人勒贖罪，祗須預有不法得財之意思，而實施強暴脅迫將被害人擄至自 己實力支配之下，希圖其出款贖回，即屬既遂；又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 五項規定犯擄人勒贖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必須 於未經取贖前，任意終止勒贖之意思，而恢復被害人之行動自由，始屬相 當。

查擄人勒贖為恐嚇罪之一類型，與強盜罪不同，同時觸犯兩罪，不生吸收 關係，對於強盜行為，應另論其罪，業經本院十九年上字第一五七一號、 二十一年上字第九八一號著有判例。本件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陳 弘文與吳聲寶共謀擄人勒贖，於擄得被害人林常榮押上汽車後，以膠帶矇 被害人雙眼，棉繩綁其雙手，由吳聲寶開車強載被害人往高雄縣林園方向 行駛，車行市區時，陳弘文單獨乘被害人雙手被綁不能抗拒劫取其手錶一 只、現款一萬一千百五十元」云云，依此記載，顯係陳弘文單獨起意，另 犯強盜罪，既非認定上訴人陳弘文所犯擄人勒贖與強盜二罪有方法結果之 牽連關係，依上開判例要旨，自應分論併罰，乃原判決竟以其為想像競合 犯從一重處斷，其法律見解，自屬於法有違。

上訴人與共犯強擄被害人，脅迫交付贖金二千萬元，命打電話囑人籌款交 付，在未取得贖款之前，仍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其為意圖勒 贖而擄人，至為明顯，雖被害人獲釋時，仍未付贖款，但其在獲釋前，已 被擄走喪失行動自由達三天之久，其擄人勒贖之犯行，自屬既遂。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僅規定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 被告對質，是其應否對質，在審理事實之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權。

李○麟、劉○意雖係在王○立、丘○芳擄得大○○瑞後始參與勒贖，然擄 人勒贖罪係繼續犯，在人質恢復自由以前，犯罪行為當在繼續進行中，李 ○麟、劉○意既參與勘察地形，尋找收取贖款地點與逃走路線，並打電話 勒贖命不得報警，顯屬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係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