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解

（一）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故證據調查， 當為整個審判的重心之一。學理上，關於「供述證據」與「非供述 證據」，作為證據法上之類型區別，主要是以證據資料是否來自「 人之陳述」作為基準。具體以言，前者係以人的語言（含書面陳述 ）構成證據，後者則為前者以外之各種其他證據。而「供述證據」 於認定事實過程中的特徵，在於涉及犯罪事項相關內容情報資訊， 因人的知覺感官留存記憶，並藉由敘述表達，方能傳達該訊息內容 ，例如：被告的自白、證人（含共犯、被害人）的指述；「非供述 證據」則係有關犯罪事實之物件或痕跡，留存於人的感官以外的物 理世界，例如：指紋、血跡、偽造文件等犯罪跡證、兇器等犯罪工 具等等（含氣味、顏色、聲音、情況跡象）。由於「人之陳述」， 往往因各人主觀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影響 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甚至因無法盡情所言，或故為誇大、偏袒， 致其陳述之內容或其認識之事實，與真相事實並不相符，何況翻供 更是常有，遭不正取供，亦曾發生，正所謂：「曾參殺人」、「三 人成虎」、「眾口鑠金」、「以訛傳訛」等日常成語，皆在說明人 言並不完全可靠，不得盡信；至於「非供述證據」，則以物（包括 一般之物及文書）之存在或狀態為其證據，通常具有客觀性與長時 間不會變易性及某程度之不可代替性，甚或係於不間斷、有規律之 過程中所取得，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 是就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以言，「非供述證據」（尤其具有現代化 科技產品性質者）應屬優勢證據，其評價上之裁量，自較「供述證 據」為強。倘經合法調查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存於訴訟案卷而 可考見時，自不能僅重視採納「供述證據」，卻輕忽或疏略「非供 述證據」，否則其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即難認合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 （二）晚近司法實務上，偶見判刑確定的案件，再審結果，改判無罪的情 形發生，檢討起來，多因原先過度重視供述證據，而忽略與之不完 全相適合的非供述證據所致。但話說回來，既然諸多供述證據先後 、分別、一致、堅決指向同一被告的犯罪事實，除非刻意勾串誣陷 ，或遭不正取供，逕謂其完全無可採用，恐亦不切實際。其實，非 供述證據同樣不能排除遭人有意、無意污染，甚或故意偽造、變造 而失真、不完整，何況其所能證明的事項，通常祇有部分，並非全 部事實，證明力的廣度有限，尤其在證明有利被告的消極事實方面 ，如非強而有力，既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足以證明有積極事實的供述 和非供述證據，予以綜合觀察、判斷不利於被告的結果，則上揭表 面上有利於被告的非供述證據，必屬辯方極力主張之爭點，亦可能 成為案件確定後，仍會一再爭議之癥結，究竟應如何評價、取捨， 自宜查明，並在判決理由內，詳加剖析、說明，以昭折服，並預收 杜爭議、釋群疑的功效。

（一）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故證據調查， 當為整個審判的重心之一。學理上，關於「供述證據」與「非供述 證據」，作為證據法上之類型區別，主要是以證據資料是否來自「 人之陳述」作為基準。具體以言，前者係以人的語言（含書面陳述 ）構成證據，後者則為前者以外之各種其他證據。而「供述證據」 於認定事實過程中的特徵，在於涉及犯罪事項相關內容情報資訊， 因人的知覺感官留存記憶，並藉由敘述表達，方能傳達該訊息內容 ，例如：被告的自白、證人（含共犯、被害人）的指述；「非供述 證據」則係有關犯罪事實之物件或痕跡，留存於人的感官以外的物 理世界，例如：指紋、血跡、偽造文件等犯罪跡證、兇器等犯罪工 具等等（含氣味、顏色、聲音、情況跡象）。由於「人之陳述」， 往往因各人主觀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影響 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甚至因無法盡情所言，或故為誇大、偏袒， 致其陳述之內容或其認識之事實，與真相事實並不相符，何況翻供 更是常有，遭不正取供，亦曾發生，正所謂：「曾參殺人」、「三 人成虎」、「眾口鑠金」、「以訛傳訛」等日常成語，皆在說明人 言並不完全可靠，不得盡信；至於「非供述證據」，則以物（包括 一般之物及文書）之存在或狀態為其證據，通常具有客觀性與長時 間不會變易性及某程度之不可代替性，甚或係於不間斷、有規律之 過程中所取得，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 是就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以言，「非供述證據」（尤其具有現代化 科技產品性質者）應屬優勢證據，其評價上之裁量，自較「供述證 據」為強。倘經合法調查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存於訴訟案卷而 可考見時，自不能僅重視採納「供述證據」，卻輕忽或疏略「非供 述證據」，否則其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即難認合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 （二）晚近司法實務上，偶見判刑確定的案件，再審結果，改判無罪的情 形發生，檢討起來，多因原先過度重視供述證據，而忽略與之不完 全相適合的非供述證據所致。但話說回來，既然諸多供述證據先後 、分別、一致、堅決指向同一被告的犯罪事實，除非刻意勾串誣陷 ，或遭不正取供，逕謂其完全無可採用，恐亦不切實際。其實，非 供述證據同樣不能排除遭人有意、無意污染，甚或故意偽造、變造 而失真、不完整，何況其所能證明的事項，通常祇有部分，並非全 部事實，證明力的廣度有限，尤其在證明有利被告的消極事實方面 ，如非強而有力，既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足以證明有積極事實的供述 和非供述證據，予以綜合觀察、判斷不利於被告的結果，則上揭表 面上有利於被告的非供述證據，必屬辯方極力主張之爭點，亦可能 成為案件確定後，仍會一再爭議之癥結，究竟應如何評價、取捨， 自宜查明，並在判決理由內，詳加剖析、說明，以昭折服，並預收 杜爭議、釋群疑的功效。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 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 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 。是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即以第二審為終審法院。而案 件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罪之範圍，固不 以起訴書所記載之法條為據，亦不以第二審判決時所適用之法條， 為唯一之標準，而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為準，並應視當事人在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罪名有無提出爭執，以為審斷。如檢察 官在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固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見書，惟於最後言詞辯論檢察官 論告時，又以起訴書所載之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 列各款之罪名為主張及論告，基於論告乃檢察官在審判期日最重要 之法庭活動，且在審判庭之論告程序中，檢察官必須針對犯罪事實 及適用之法律，與被告及其辯護人為辯論，非唯影響法官對事實之 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更攸關真實之發現，其既於訴訟進行程度及個 案情節，日趨具體、明確後，在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再就先 前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 見爭執、論告，而回復以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屬於刑事訴訟法 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罪名作為論告及言詞辯論之所本， 自應認檢察官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者，已取代先前意 見書之罪名爭執，始符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真義 ，並藉以衡平當事人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二）本件第一審檢察官係以被告 3 人就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 一（一）、（二）所為均涉犯刑法第 346 條第 1 項之恐嚇取財 罪嫌提起公訴，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案件 。第一審法院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規定，就事實欄一（一） 、（二）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依序按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第 304 條強制論罪，然檢察官及被告 3 人上訴後，第二審法院已撤銷第一審判決，就事實欄一（一）、（ 二）改判均依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論處罪刑，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案件；而依卷內資料，檢察官在第二審 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就事實欄一（一）部分固曾提出意 見書指稱略以：告訴人並無詐騙蔡○靜 1 千多萬元之事實，告訴 人亦無返還被告財物之義務，則被告 3 人以強暴、脅迫手段致告 訴人因年邁且無力抵抗，只得聽任蔡○敏、蔡○靜指示而當場交付 現金 260 萬元及簽立切結書、借據及本票等犯行，係犯刑法第 330 條第 1 項之加重強盜罪等語，惟檢察官嗣於審判期日之調查 證據完畢開始辯論，進入論告時復改稱：告訴人既然沒有任何法律 上原因積欠被告 3 人相關債務需要清償，被告 3 人用恐嚇的手 段強制告訴人要返還買賣款項，顯然是意圖不法的行為，這部分行 為，檢察官認為起訴的法條（即恐嚇取財）較為可採，第一審見解 有所違誤，請貴院依法審酌等語，已以此取代先前意見書，而未再 依上開意見書爭執被告 3 人所犯係加重強盜之罪名；另就事實欄 一（二）部分，則僅於第二審上訴書中爭執應係犯刑法第 346 條 第 1 項之恐嚇取財罪，而非強制罪，於上開意見書並未提及此部 分有加重強盜罪等語，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始終未主張非刑事訴 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之罪。依上開說明，本件不論依原判 決論以強制罪之法條，或依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其在第二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仍主張起訴之恐嚇取財罪名等情形以觀，核屬刑事訴訟 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款所列之案件，既經第二 審判決，皆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 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 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 。是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即以第二審為終審法院。而案 件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罪之範圍，固不 以起訴書所記載之法條為據，亦不以第二審判決時所適用之法條， 為唯一之標準，而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為準，並應視當事人在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罪名有無提出爭執，以為審斷。如檢察 官在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固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見書，惟於最後言詞辯論檢察官 論告時，又以起訴書所載之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 列各款之罪名為主張及論告，基於論告乃檢察官在審判期日最重要 之法庭活動，且在審判庭之論告程序中，檢察官必須針對犯罪事實 及適用之法律，與被告及其辯護人為辯論，非唯影響法官對事實之 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更攸關真實之發現，其既於訴訟進行程度及個 案情節，日趨具體、明確後，在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再就先 前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 見爭執、論告，而回復以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屬於刑事訴訟法 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罪名作為論告及言詞辯論之所本， 自應認檢察官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者，已取代先前意 見書之罪名爭執，始符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真義 ，並藉以衡平當事人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二）本件第一審檢察官係以被告 3 人就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 一（一）、（二）所為均涉犯刑法第 346 條第 1 項之恐嚇取財 罪嫌提起公訴，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案件 。第一審法院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規定，就事實欄一（一） 、（二）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依序按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第 304 條強制論罪，然檢察官及被告 3 人上訴後，第二審法院已撤銷第一審判決，就事實欄一（一）、（ 二）改判均依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論處罪刑，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案件；而依卷內資料，檢察官在第二審 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就事實欄一（一）部分固曾提出意 見書指稱略以：告訴人並無詐騙蔡○靜 1 千多萬元之事實，告訴 人亦無返還被告財物之義務，則被告 3 人以強暴、脅迫手段致告 訴人因年邁且無力抵抗，只得聽任蔡○敏、蔡○靜指示而當場交付 現金 260 萬元及簽立切結書、借據及本票等犯行，係犯刑法第 330 條第 1 項之加重強盜罪等語，惟檢察官嗣於審判期日之調查 證據完畢開始辯論，進入論告時復改稱：告訴人既然沒有任何法律 上原因積欠被告 3 人相關債務需要清償，被告 3 人用恐嚇的手 段強制告訴人要返還買賣款項，顯然是意圖不法的行為，這部分行 為，檢察官認為起訴的法條（即恐嚇取財）較為可採，第一審見解 有所違誤，請貴院依法審酌等語，已以此取代先前意見書，而未再 依上開意見書爭執被告 3 人所犯係加重強盜之罪名；另就事實欄 一（二）部分，則僅於第二審上訴書中爭執應係犯刑法第 346 條 第 1 項之恐嚇取財罪，而非強制罪，於上開意見書並未提及此部 分有加重強盜罪等語，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始終未主張非刑事訴 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列之罪。依上開說明，本件不論依原判 決論以強制罪之法條，或依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其在第二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仍主張起訴之恐嚇取財罪名等情形以觀，核屬刑事訴訟 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款所列之案件，既經第二 審判決，皆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一百條之二準用第一百條之一等規定，係 刑事立法者針對法官、檢察官於訊問被告，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詢問 犯罪嫌疑人時，為建立詢問筆錄之公信力，並擔保詢問之合法正當，及筆 錄所載內容與其陳述相符之目的性考量，課以國家偵、審或調查機關附加 錄音、錄影義務負擔之規定。是否錄影，得就其有無必要性作考量；全程 同步錄音，則無裁量餘地。並於同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筆錄所載 之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對該不符部分之筆錄，賦予證據使用 禁止之法效，排除其證據能力。並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增訂第四十四條之 一第一項「審判期日應全程錄音，必要時，並得全程錄影」之規定。刑事 訴訟法對於證人於審判中為陳述，依上開規定雖增訂應予錄音或錄影。然 於司法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則無必須錄音或錄影之明文，是尚 難僅因司法警察於詢問或檢察官於訊問證人時，未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 即謂其所取得之供述筆錄為違背法定程序，或得逕認其為無證據能力。

刑法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之妨害公眾飲水罪，係抽象危險犯，行為人一旦 實行投放毒物或混入妨害衛生物品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源、水道或自來水池 之行為，即已成罪，至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是否已被污染而不堪飲用，尚非 所問。

偵查犯罪機關依法定程序監聽之錄音，應認該監聽所得之錄音帶，始屬調 查犯罪所得之證據，但依據監聽錄音結果予以翻譯而製作之通訊監察譯文 ，乃該監聽錄音內容之顯示，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茍當事人或辯護人對 其譯文之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 五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勘驗該監聽之錄音帶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以確認 該錄音帶之語音是否為本人之聲音及其內容與通訊監察譯文之記載是否相 符，始得據為判斷之依據。

刑法第十條第四項第一款所定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之重傷害 ，係指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失，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 ，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 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視能之程度者 ，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

不服第一審判決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者，應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 述具體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所謂「應 敘述具體理由」，指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 。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如已舉出該案相 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縱 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無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尚難遽謂未 敘述具體理由。又第二審非如第三審係法律審，故第二審之上訴理由無須 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限，自不得以上訴 理由未指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處，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

本院按減刑、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判決有同等效力，其確定裁定違 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又我國刑事審判採彈劾主義，案件須經起訴、 請求或聲請，繫屬於法院，對法院發生訴訟關係，法院始有審判之職權； 法院對於未經起訴或請求、聲請之訴訟案件，除認為與已起訴或請求、聲 請部分有審判不可分之關係者外，不得加以審判。而數罪併罰，應依分別 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定其應執行之刑，此觀刑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自明， 故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 定其執行刑時，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裁判所宣告之刑為 基礎，定其應執行之刑。並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之規定，向該管法院為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請。且「裁判確定前犯數罪， 有應減刑與不應減刑者，就應減刑之罪，依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至第 八條及前條規定減刑後，與不應減刑之罪之宣告刑，適用刑法第五十一條 定其應執行之刑。」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十一條亦有明定。 本件被告即受刑人管穆池因犯如附表所示恐嚇取財等六罪，均經判刑確定 。其中：（一）、附表編號（下稱編號）2 （詐欺罪）、3 （施用第一級 毒品罪）二罪之宣告刑，前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於九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以 九十六年度聲減字第五六三號，裁定減刑，並與不得減刑之編號 4（竊盜 罪）一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二月確定；（二）、編號 5（竊盜罪） 一罪，經台灣台東地方法院於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九十六年度東簡字 第三五一號判決時予以減刑確定；、編號 6（恐嚇取財）一罪之宣告刑， 經台灣高等法院於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以九十七年度聲減字第四○九號 裁定減刑，並與前經減刑之編號 2（詐欺罪）、3 （施用第一級毒品罪） 、5 （竊盜罪）所減得之刑及不得減刑之編號 4（竊盜罪）等共五罪，定 其應執行之刑四年五月各等情，均詳如附表所示，並有上引減刑裁定、刑 事判決可稽。本件原裁定依檢察官之聲請，就編號 1（持有第一級毒品罪 ）一罪之宣告刑裁定減刑，並與前揭業經減刑之編號 2（詐欺罪）、3 （ 施用第一級毒品罪）、5 （竊盜罪）減得之刑及不得減刑之編號 4（竊盜 罪）之宣告刑等共五罪，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五月，揆諸上揭說明， 原裁定之減刑及定執行刑，於法俱無不合。且編號 6（恐嚇取財）一罪， 前經台灣高等法院裁定減刑在案，已如前述，檢察官漏未一併聲請與其餘 各罪減得之刑或宣告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乃屬未受請求之事項，原法 院未將之與其餘減刑、業經減刑而毋庸再行減刑及不得減刑之各罪所減得 之刑或宣告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依首揭說明，於法自無違誤。至於 前揭先後與減刑之罪合併定執行刑之各罪，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再與 其他裁判之刑定其執行刑，前定之執行刑即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裁判 所減得之刑或宣告刑為基礎，定其應執行之刑，原裁定自無重複裁定執行 刑而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情事。被告縱尚有未經定執行刑之罪，亦非不 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再行裁 定其執行刑。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之對於非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務機會圖利罪，係關於公務員利用職權機會圖利之 概括規定，必其圖利行為不合於其他條文特別規定者，始有該條款之適用 ，若其圖利行為，合於其他條文之特別規定時，即應依該特別條文論擬， 不得適用圖利罪論處。

黃○○曾受上訴人僱用為贓車（即上訴人與洪○○竊盜之汽車）之解體工 作，蔡○○（改名為蔡○○）曾經帶同洪○○購買人頭帳戶，作為洪○○ 及上訴人向失竊汽車之被害人恐嚇取財之用，其二人上揭不利於上訴人之 證詞，係本其參與上揭集團犯罪之一部分行為所體驗或親自見聞之事實為 基礎而為證述，自與單純之傳聞證詞不同，原審採其二人證詞作為認定事 實之佐證，亦無不合。

強盜與竊盜，僅係取得財物手段不同，就其圖得不法所有，以非法方法取 得他人財物而言，兩者並無差異，倘原以竊盜犯意著手行竊，於財物未經 入手之際，因被事主發覺，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致使不能抗拒，嗣後 復強取他人之物，顯可認其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仍相一貫 ，僅於中途變更竊盜手段為強取而已，其本質上已屬強盜行為，自應逕論 以強盜罪。又按強盜而故意殺人，並不以出於預定計畫為必要，只須行為 人以殺人為實施強盜之方法，或在強盜之際故意殺人，亦即凡利用實施強 盜時機，而故意殺人者，均足當之。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之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固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 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然該項「不法所有 」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 之意圖，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程 度者，亦包括在內。

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及同法第三百三十條 之攜帶兇器加重強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或強盜為其加重條件，只 要於竊盜或強盜時攜帶兇器，即構成加重竊盜或強盜罪名，因立法所規範 者為攜帶兇器竊盜或強盜即屬於加重條件，而不以取出兇器犯之為必要， 亦不以攜帶之初有持以行兇之意圖為限。

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為已足，並不以每一 階段犯行均經參與為必要。被告雖未曾下手實施強盜犯行，倘其事先已與 李○松商議強盜周○鳳之財物，而李○松確有依其等商議之情形，實施強 盜犯行，並已判決確定，則被告能否因其未曾下手實施強盜犯行，而不負 共同強盜罪刑，尚非無研求之餘地。

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則應論以同法 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強盜罪。又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所謂之「攜帶兇器」，其兇器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 之意圖為必要。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強盜洪俊賢現款等財物時，係手持鋸齒 型不明刀械一支，致使洪俊賢不能抗拒而加以強盜財物等情，倘其認定之 事實屬實，則應認劉嘉爵係攜帶刀械兇器強盜，所為應構成刑法第三百三 十條第一項之加重強盜罪，原判決認該部分犯行，祇構成刑法第三百二十 八條第一項之普通強盜罪，其法律見解不無可議。

(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同條例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亦有 明文，故凡犯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罪，而應受科刑判決者，法院即應 同時諭知保安處分，而無自由裁酌之餘地。原判決既認上訴人參與犯罪 組織，並依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論處上訴人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自 應依同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同時諭知「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乃原判決漏未諭知，已有判決不適 用法則之違法。 (二)按犯罪組織成員犯本條例以外之罪，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與本條例 所規定之罪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五條定有明文。原判決既認上訴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 一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及 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所犯三罪應依牽連犯之 例，從一重處斷，卻未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 誤。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關於本條例之罪，證人之姓名 、性別、年齡、出生地、職業、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 別之特徵等資料，應由檢察官或法官另行封存，不得閱卷。訊問證人之 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 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參與以陳福銘 為首之犯罪組織行為，係採用證人Ａ１至Ａ４等人之證言資為不利上訴 人之證據之一，惟依本案卷內資料，並未見訊問上開秘密證人之筆錄， 則其供述之內容為何，已屬不明；況該訊問證人之筆錄，是否在檢察官 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更攸關其 證據能力之有無，原判決未予說明，即逕以前揭秘密證人之證言，採為 有罪判決之基礎，自有未合。

犯強盜罪之行為人處分其強盜所得之財物，是否另成立洗錢防制法第九條 第一項之洗錢罪，依同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應以行為人是否 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罪之追查或處罰，而另有掩飾或隱匿自己犯罪 所得之財物之洗錢行為為必要，亦即行為人須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 罪之追查或處罰而掩飾或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犯意 (洗錢之犯意) ，並 有為逃避或妨礙其所犯強盜罪之追查或處罰而有掩飾或隱匿之行為 (洗錢 之行為) ，始克相當。若行為人僅單純的變賣強盜所得之財物供己花用， 並無洗錢之犯意或無洗錢之行為，自不能以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之罪 相繩。又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止洗錢者利用洗錢行為，掩飾其 犯罪事實，逃避或妨礙重大犯罪 (同法第三條) 之追查或處罰，以阻遏洗 錢者享受其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 (該法第一條之立法理由 說明參照) ，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妨礙國家對於重大犯罪之訴追及處 罰」。因之，是否為洗錢行為，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包括有無 因而使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性質、來源、所在地、所有權 或其他權利改變，因而妨礙重大犯罪之追查或處罰，或有無阻撓或危及對 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來源追查或處罰之行為在內。

判決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刑罰者，應諭 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四款定有明 文。本件被告與陳永烘等人違反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時，依卷內證據資料 ，及原判決事實之認定，既未經行政預警處分，依上開裁判時之修正規定 ，該部分行為，應不能論定被告牽連犯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罪，即僅應論處 被告共同連續恐嚇取財罪刑，就被告被訴違反公平交易法犯罪部分，因被 告犯罪後法律已廢止其刑罰，原應為免訴之諭知，因公訴人認此部分與恐 嚇取財有罪部分，有牽連犯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毋庸另為免訴之諭知。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 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係在維 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 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是保 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 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 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一、有犯罪習慣者。二、以犯竊盜 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即係本於保安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 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 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之意旨而制定，而由法院視行為人之危險性 格，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以達預防之目的。則原判決認定被 告係以犯竊盜罪為常業，而於論處其有期徒刑四年後，併依竊盜犯贓物犯 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宣告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三年 之保安處分，既無一罪二罰之問題，於憲法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 作用，亦無牴觸。

刑法上之牽連犯，以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方屬相 當，所謂方法結果，須在客觀上犯他罪係為犯本罪之手段，或犯本罪之行 為結果另犯他一罪名，不以行為人主觀之意思為判別標準。故牽連犯之方 法行為與目的行為或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須具有不可分離、直接、密切 之關係，始足當之；若所犯二罪，僅有偶然之方法或結果之機會關係者， 自不得謂為牽連犯。

本票為設權證券，其權利之發生必須作成證券；本票亦屬有價證券，其權 利之行使或處分必須占有該證券。是本票權利之發生、行使及處分既與證 券之作成或占有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自亦具有「物」之性質，而得為竊 盜罪（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一項）、強盜取財罪（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或恐嚇取財罪（刑法 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等犯罪之客體，非僅單純之權利或財產上之利益 。

上訴人所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部分， 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六款之規定，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 ，雖本件其牽連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輕罪，依法得提 起上訴，但該輕罪部分之上訴如上所述為不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自不生因牽連犯罪之上訴不可分問題，對於該重罪之恐嚇取財未遂罪部分 ，應認係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依上開規定，予以駁回。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所謂之恐嚇取財，係指以恐嚇之方法，迫使被 害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而言。而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罪所稱 之非法方法，已包括強暴、脅迫或恐嚇等一切不法手段在內，且該罪既係 以私行拘禁為其非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例示，在性質上自須被害人行動自 由被剝奪已持續相當之時間，始足當之。因之，如行為人係基於恐嚇取財 之單一犯罪目的，而以恐嚇之手段脅迫被害人將其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否則不讓離去。縱被害人於將其物交付之前，因畏懼不敢離去，致其行 動自由僅遭受短瞬影響，並無持續相當時間遭受剝奪者。乃屬於上開恐嚇 取財行為之當然結果，應僅論以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罪，無另成 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罪之餘地。

本案原審雖依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論科，原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 第六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惟檢察官於原審審判期日論告時，已 指出被告之犯行構成強盜罪，第一審論以恐嚇取財罪不適當，請求改以強 盜罪論處，有原審八十六年四月八日審判筆錄可考。是檢察官於原審辯論 終結前，就起訴罪名已經有所爭執，其提起第三審上訴，自屬合法。

被告之自白固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 事實相符，然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 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 ，即已充分。

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就擄人言，固為對於身體自由之犯罪，而就其勒贖之 本質言，仍不失為對於財產之犯罪，故於擄人既遂之後，未經取贖而釋放 之者，雖其犯罪已經完成，而對方關於財產，究無實害，故條文有得減輕 其刑之規定。然所謂未經取贖，指已無取贖之犯意而未取贖而言。本件上 訴人陳○明、楊○榮、張○堂三人於擄走被害人陳○福，進而實施勒贖行 為，且於談妥條件被害人陳○福同意給付三百萬元，並取得顏○通之保證 後，始允被害人離去，被害人復如約交付四十萬元予陳○明等人，上訴人 仍有取贖之意思，且進而取得贖款，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已有實害，原判 決竟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予以減輕，亦有可議。

原判決理由內既說明上訴人所犯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 項、第一項及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四項各罪間，有方法 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較重之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四項 之罪論處，即無再依刑法第二十六條，就其所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 項、第一項恐嚇取財未遂罪，減輕其刑之餘地。乃原判決理由內又謂上訴 人與共犯杜○雄等著手於恐嚇取財之行為，而未遂，依法減輕其刑云云， 並於據上論斷欄引用刑法第二十六條，顯屬贅詞。

一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 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所謂「被告所在地」，乃指被告起訴當時所 在之地而言，且以起訴時為準，至其所在之原因，無論自由或出於強 制皆所不問，業經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八二五號、院字第一二四七號著 有解釋。本件上訴人粘○仁經臺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向第一 審法院提起公訴，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日繫屬時，係羈押於臺灣台 東看守所綠島分舍，此有卷附資料可稽，依上開說明，第一審法院及 原審法院自有管轄權。至於本案羈押程序是否妥適，乃屬另一問題。 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就本案無管轄權云云，自非可採。 二 未經許可無故持有衝鋒槍及未經許可無故持有手槍，均為獨立之犯罪 ，如一行為同時持有衝鋒槍及手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 犯，應擇其中情節較重之罪，從一重處斷，乃原判決將持有衝鋒槍與 持有手槍合為一罪，並於主文將衝鋒槍與手槍並列，自有可議。 三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裁判確定前 ，所犯殺人等六罪，自應依上開規定，就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方屬正當。乃原判決竟先就撤銷改判之 三罪，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年，再與上訴駁回之三罪，合併定 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二十年，自屬違誤。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 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因保安處分非刑罰，即使比較 新舊法輕重結果適用舊法論科，仍應適用新法宣示保安處分。查第三審上 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補提理 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百九十五條後段規定甚明。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之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固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 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然該項「不法所有 」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 之意圖，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程 度者，自包括在內。

刑事訴訟之審判，採彈劾主義，法院就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全部犯罪事實， 有全部予以審判之義務，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百六十八 條等規定自明；法院如就其中之一部事實未予判決，是否構成違法，應視 起訴所主張全部事實在裁判上罪數之單複而定，如起訴主張為具有可分性 之數罪，而法院就其中之一部未予判決，則為漏判，僅生應予補判之問題 ，尚無判決違法之可言；如起訴主張為具有不可分性之事實上、實質上 ( 實體法上一罪) 或裁判上一罪，而法院就其中之一部未予判決，則構成刑 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所稱「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當然 違法；惟法院對全部事實在裁判上究屬一罪或數罪，有自由認定之職權， 並不受起訴主張之拘束。

依原判決之認定事實，被告等以脅迫方式，迫使被害人林桂生清償其法律 上無給付義務之賭債而簽發面額共三十六萬元之本票七張，復脅迫林桂生 之母準備現金五萬元，替林桂生償債以取得債權憑證而得不法利益，核被 告等所為，應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二項之恐嚇得利罪。乃原判決竟 適用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論處被告等罪刑，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案經確定，非常上訴執以指摘，所持見解，雖未盡相同，但自難謂無理由 。

本票為有體物，並為有價證券，有經濟價值，上訴人等以恐嚇方法使被害 人簽發交付本票，即屬恐嚇取財既遂，至被害人嗣後得否依票據法第十四 條規定對上訴人等為惡意之抗辯，係屬另事，於犯罪之既遂要無影響。

因犯罪所得之物，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前段之規定，以屬於犯人者為 限，始得沒收。則其物非屬於犯人，而第三人又得對之主張權利者，自不 得沒收。本件被告陳○旭因犯恐嚇取財累犯罪，案內扣押之鑰匙參支及掌 心雷玩具手槍壹支、子彈貳顆等物，除玩具手槍壹支、子彈貳顆均為被告 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應予宣告沒收外，其餘鑰匙參支，依原 判決認定之事實，係被告以恐嚇之不法手段，強制被害人王○美交付者， 係屬被害人得以請求返還之物，而不屬於被告所有，依首開說明，自不得 予以沒收。

犯意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 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 之合致，亦無不可。顏安慶在何逢得住處恐嚇宋譽忠應給付十三萬六千元 時，上訴人在場，且於翌日與顏安慶、何逢得同車至豪情七海餐廳交錢贖 車，原判決認上訴人與顏安慶、何逢得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論以共同 正犯，適用法則並無不當，自無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

懲治盜匪條例第七條所謂「盜罪所得之財物應發還被害人」，雖無追繳發 還之規定，但應諭知發還被害人之財物，當不以已扣押者為限，而未扣押 部分，如未費失顯屬存在，亦應為發還被害人之諭知。原判決事實已認定 上訴人等盜匪所得之款項，均共同花用，林國賢僅剩二萬六千元，范景瑜 僅剩四千元，合計剩下三萬元，已由警方發還被害人楊榮松。故其餘盜匪 所得之款項既已用罄，自無庸為發還被害人之諭知，乃原判決竟仍為發還 被害人之諭知。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二項之恐嚇得利罪，其既遂未遂標準，以已否得財 產上不法之利益為區分。上訴人欠楊宜昌三十萬元，上訴人為圖得楊宜昌 免除債務之不法利益，乃以非法方法使楊宜昌寫還債收據，且原判決亦認 定還債收據、債務清償證明書均已交付上訴人，則上訴人顯然已取得免除 債務之不法利益應為既遂，原判決僅論以未遂犯，自有違誤。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意 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具有概括補充性，屬廣義法之一種 ，恐嚇他人如有附加其他要件，構成他罪時，則應依他罪處斷，而非可論 以本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取財罪所謂恐嚇，係指以將來害惡之事通知他 人，使其發生恐怖心之謂，舉凡以言詞、文字或舉動相恐嚇，將加害惡於 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者皆屬之，並不以言詞行之為限， 本件上訴人以兇暴之姿態，用石頭砸破被害人汽車擋風玻璃，以此方法使 被害人畏懼而要索金錢，自係觸犯上開恐嚇取財之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將來惡害通知或施強暴脅 迫手段使被害人心生畏怖為犯罪方法，惟被害人須未達於不能抗拒程度。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之成立，須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構成要件，苟被害人 並非自行交付財物亦非默許行為人取其財物，而係由行為人施強暴脅迫手 段強行奪取財物者，即與恐嚇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應依被害人是否 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論以搶奪罪或強盜罪。

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其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 、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 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如行為人之言語、舉動，依社會一般觀 念，均認係惡害之通知，而足以使人生畏怖心時，縱被害人心理狀態特別 ，不因而畏怖，仍不能不認為行為人已著手實行恐嚇取財犯行，自應成立 該罪之未遂犯。上訴人至林三元住處向林三元謂：「我現在在跑路，借我 二萬元」，核係一般勒索錢財慣用之託詞，雖名為借錢，實則有借無還， 如予拒絕，常遭報復，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該等言詞應係惡害之通知並 足使人生畏怖心，雖林三元供證其並未心生畏懼，江文騫亦係為打發上訴 人而交付一萬元，非因心生畏懼交付財物，然揆諸上開說明，仍應認上訴 人已著手實行恐嚇取財之犯行，應論以該罪之未遂犯。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之意圖」，固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物移入自 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然該項「不法所 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上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 管領之意圖，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 之程度者，亦包括在內。消費者於消費市場，以為數些微之價格購入食品 ，發現該食品有悖乎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相關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不循適法 程序予以舉發，而逕向該食品業者，以不正方法囑食品業者給付於通常一 般之人顯難容忍之鉅額金額或利益；否則，即予渲染散布於眾，藉以損害 食品業之聲譽、權益，致使其心生畏怖者，殊不能謂其不該當於刑法第三 百四十六條第一、二項之恐嚇取財罪。

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之恐嚇行為，係指以將來惡害之 通知恫嚇他人，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而被害人未達於不能抗拒程度者而 言，要之受恐嚇人尚有自由意志，不過因此而懷有恐懼之心，故與強盜罪 以目前之危害脅迫他人，致喪失自由意志，在客觀上不能抗拒者不同。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 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 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取財罪。 卷查上訴人辯稱：伊與蔡雲輝於八十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和解，然此係針對 蔡雲輝於八十年三月二日離職之際擅拿公司產品之行為所為之和解，而伊 於八十年七月間，始發覺蔡雲輝於任職第一晶體公司期間 (即七十六年八 月至八十年三月) ，亦曾先後竊取公司之產品至金展公司販賣，故伊與蔡 雲輝及金展公司始於八十年八月十三日再針對此部分之行為和解，前後二 次之和解原因及內容並不相同等語，上訴人上開辯解倘屬非虛，上訴人與 蔡雲輝之間於第一次和解之後，既尚有債務糾葛，則上訴人要求蔡雲輝賠 償其拿取公司產品之損害，能否謂上訴人之行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即非 無疑。且原判決事實欄亦認定蔡雲輝與上訴人間曾因經營工廠發生糾紛等 情，究彼二人間之財務糾紛情形如何？此與上訴人是否主觀上有不法所有 之意圖，能否成立恐嚇取財罪，至有關係，實情如何，原審未詳為調查審 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一) 科刑之判決書，須將法院職權認定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事實詳記 於事實欄內，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與 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已有敘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 是為理由不備；理由已加說明，而事實欄無此記載，則理由失其依 據，均足構成撤銷之原因。 (二)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 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 本條之恐嚇取財罪。

證據之證明力，固屬於法院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如證據之本 身依照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觀察，尚非無疑竇時，則難遽採為判 決之基礎。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之意圖」，乃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物移入自 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至所謂「不法所 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上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 管領之意圖，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 之程度者，亦包括在內。

本件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被告余進芳於七十九年六月五日晚 間以不給錢將殺害其全家為詞，恐嚇李協輯交付款項，翌 (六) 又欲使其 交付三百萬元，認觸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提起 公訴，經台灣花蓮地方法院判決無罪，乃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原審 法院竟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對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內未觸及詐騙，不屬於 社會基本之事實同一之事項，改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判處 罪刑，顯係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其判決即屬違背法令。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具有不法所有 之意圖，以將來之惡害通知，或以現實之危害相加而未達於不能抗拒之程 度，使被害人交付財物為犯罪構成要件，若雙方為免日後之糾葛，以洽談 協議方式談判解決，允於交付財物，即令談判時有言語衝突，亦與恐嚇取 財之要件不合。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縱有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 意圖者，或可觸犯妨害自由等其他罪名，亦無成立本罪之餘地。

刑法之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或懲治盜匪條例之強劫罪之區別，係以對於 被害人施用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所加之威嚇程度為標準，倘其程度足 以抑壓被害人之意思自由，達使不能抗拒之程度，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 付者，即屬強盜罪或強劫罪，故其行為當然包括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在 內，不能再論以妨害自由罪；而恐嚇取財罪之恐嚇行為，不以將來之惡害 通知為限，其以現時之危害相加者，亦包括在內，苟其使用之手段，致被 害人交付財物與否，尚有相當之意思自由，在社會一般通念上，猶未達不 能抗拒之程度，不過因此懷有恐懼之心，則僅成立恐嚇取財罪。

有罪判決書之事實一欄，為適用法令之根據，審理事實之法院，應將其依 職權認定與論罪科刑有關之事項，諸如犯罪之時間、地點、實施犯罪之方 法 (手段) 等詳記於事實欄，始足為判斷適用法令是否正當之準據。刑法 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 規定所稱之「恐嚇」行為，固不以將來 之惡害通知於被害人為限；即以強暴、脅迫為得財 (得不法利益) 之手段 ，而被害人未達於不能抗拒程度者，亦包括在內。

證人楊政勳稱：他 (指陳永華) 有說如不拿錢要讓他 (指告訴人) 死得很 難看」云云，亦稱：沒有在場，事後聽告訴人告訴的云云。自屬傳聞證據 ，不足憑信。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之意圖」，固指久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物移入自 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然該項「不法所 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上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 管領之意圖，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 之程度者，亦包括在內。賭博行為有悖乎公序良俗，殆無疑義；若在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又屬懸為厲禁之犯罪行為，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定有處罰明文。而賭博行為所得之賭資，在民事法上， 屬於自然債務，債務人拒絕給付時，債權人若以之作為訴訟上請求給付之 標的，既不得准許；其在刑事法上當亦屬不法原因而取得之所謂「債權」 ；而此項「權利」既非具備適法之權源，亦即不受法律之保護，如行為人 為實現對該項「權利」( 或財物之管領、支配)以恐嚇方法施之於對方(即 因不法原因而負給付「義務」之他方) ，使其心生畏怖者，殊不能謂其不 該當於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二項之恐嚇罪。

按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職權行使之範圍，苟其判斷與 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無違，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就證人林永 發及林天送、郭水猛之證詞，如何認為可採，而告訴人及其子張基和、張 弘欣之供述，如何認不足取，已分別詳敘其取捨證據與證據證明力自由判 斷之得心證理由，此項判斷，尚與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無違，即不得任意 指為違法。

查訪紀錄，僅為書證之一種，雖非不得採為證據，惟如採為論罪之依據， 則不能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證據法則有違查訪紀錄內，關於不願吐露姓名 之善男信女之證言，縱確有其人，究屬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並無證據能力，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不 得採為論罪之基礎。

查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經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查明與事實相 符時，即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此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凡足 資證明該自白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即屬之。

按沒收為從刑，應於主刑之後予以諭知，原判決既認定共同參與走私販入 中共黑星手槍二百六十八支、子彈九百九十發者為被告鄭孟郎、莊耀州、 蔡榮宗、黃俊傑、曾炳坤等人，並不包括被告吳明峰。吳明峰向莊耀州僅 購買中共黑星手槍十七支、子彈一百發，原判決竟於四被告主刑之後，就 全部之槍彈為共同沒收之諭知，自難謂允洽。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恐嚇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 有為構成要件之一，果若上訴人以脅迫之話語，使呂政達交付財物，以解 決其間金錢糾紛，而並無不法所有意圖，縱令其行為或可能犯其他罪名， 要難遽繩以本條之罪責。

按採證認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非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尚不得 指為違背法令。槍套等物，原判決認定為犯罪所用及供預備犯罪所用之物 ，屬上訴人所有，均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要無未盡職 權調查及理由不備違背法令之可言。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為構成 要件之一，苟行為人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者，縱令其行為或可成立他項罪名，要無以本條之罪相繩之餘地。

強盜罪之構成，以其所實施之強暴、脅迫已達於使人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 要，倘其取物手段雖屬不法，而尚未使人至於不能抗拒者，縱觸犯他種罪 名，尚難以強盜罪論擬。

按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中僅記載被告劉義強持剪刀向其父母施暴及恐嚇 取財未遂，而未說明該剪刀係被告所有，及依法予以沒收之理由，結論欄 中又未適用有關沒收之法條，遽於主文宣告「剪刀壹把沒收」，顯屬判決 所載理由矛盾，為判決違背法令。

恐嚇取財行為，不限於以將來惡害通知被害人，即以現實之強暴脅迫為手 段使被害人交付財物，若未至使被害人達到不能抗拒之程度者，仍應論以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恐嚇取財罪，固為本院最近之見解，上訴人等以強暴 脅迫為手段使被害人交付財物，是否已達到使人不能抗拒之程度，要與上 訴人應成立何項罪名有關。

查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 ，其適用法律並無違誤，縱原確定判決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致所確認之 事實發生疑義，除合於再審條件應依再審程序救濟外，非常上訴審無從進 行調查未經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其適用法律有無違背，即屬無憑判斷 。因之，以調查此項事實為前提之非常上訴，自難認為有理由。

上訴期間末日為八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為中秋節補假之放假日，延至同年 九月二十四日上訴期間屆滿，上訴人係羈押於法院所在地之看守所，無在 途期間，乃遲至九月二十五日始向原法院提出上訴，有第一審法院收文戳 可憑，已逾上訴期間而計算上訴期間，應以法院收受上訴狀之日為準，又 關於不變期間之計算，當事人郵遞上訴狀者，應以書狀到達法院之日為提 出法院之日。本件上訴人羈押於第一審法院所在地之看守所，無在途期間 可言，依上述說明，其上訴期間至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屆滿，遲至八十年 九月二十五日始提出第二審上訴，已逾上訴期間。

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 行使權利而成立，此種妨害他人意思活動自由之行動，若已合於刑法上特 別規定者，即應逕依各該規定論處，而不再成立本罪（本院二十八年上字 第三八五三號、三十二年上字第一三七八號判例參見）。 其行為除妨害人之意思活動自由外，顯然尚有不法所有意圖，應已構成刑 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乃原審未詳審酌遽予變更檢察官 以被告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罪之起訴法條，論以刑法第三百 零四條之強制罪刑，其判決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裁判上一罪，如其中一罪不在減刑之列，則其據以處斷之他罪，自應不予 減刑 (司法院解字第三四五四號及第三六六一號解釋參照) ，原判決既認 定上訴人所犯連續無故持有手槍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四項 ) 與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 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 係，應從一重以連續無故持有手槍罪處斷，而其中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 一項之罪，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之規定，不得 予以減刑，依前開說明，其據以斷處之連續無故持有手槍罪，亦應不予減 刑。

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不予減刑，中華民國八十年罪 犯減刑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定有明文，又裁判上一罪，如其中一罪不在減 刑之列，則其據以處罰之他罪，自應不予減刑。

刑法上恐嚇取財罪之「恐嚇」，固係指以危害通知他人，使該人主觀上生 畏怖心之行為，然此危害之通知，並非僅限於將來，其於現時以危害相加 者，亦應包括在內。因是，恐嚇之手段，並無限制，其以言語﹑文字為之 者無論矣，即使出之以強暴﹑脅迫，倘被害人尚有相當之意思自由，而在 社會一般通念上，猶未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者，仍屬本罪所謂「恐嚇」之 範疇。至於危害通知之方法，亦無限制，無論明示之言語﹑文字﹑動作或 暗示之危害行為，苟已足使對方理解其意義之所在，並足以影響其意思之 決定與行動自由者均屬之。故其與強盜之區別，端在所為之強暴﹑脅迫， 其於社會一般通念上，是否足以抑制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至於不能抗拒， 以為財物之交付為斷，倘其尚未達到此一程度，雖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而出之以強暴﹑脅迫，亦僅應成立恐嚇取財罪，至若所為危害之通知， 並未使人發生畏怖心，雖其仍為財物之交付，亦因非由於畏怖心所致，要 不得以恐嚇既遂罪論科。

閻綢與被害人蔡村福相姦懷孕，蔡村福要閻綢墮胎，閻綢心有未甘將情告 知其友劉世隆，劉世隆起意索財，並向閻綢言明若取得款項將分予閻綢， 經閻綢同意。二人即與黎俊福、林合錦及上訴人彭少華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駕車前往蔡村福住處，將蔡村福強押至車上，剝奪其行動自由 ，然後開車載其離去。 劉世隆藉閻綢因姦懷孕為由，索款新台幣（下同）二百萬元，如果不給將 予毆打、殺害施予恫嚇，使蔡村福因而心生畏怖，乃允予五十萬元，並當 場取出一萬元交付劉世隆，劉世隆收受後要求三日內湊齊尾款，且囑蔡村 福翌日先行交付六萬元。迨翌日下午，當蔡村福交付六萬元予劉世隆、彭 少華，並被拉上車之際，即為警當場查獲逮捕。黎俊福、林合錦見狀逃逸 。上訴人所為，應成立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 之罪，二罪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之恐嚇取財罪處斷。

上訴人為達一個恐嚇取財二萬元目的，而有多次實施恐嚇取財之行為，為 接續犯，應僅成立一罪。

判決理由既與卷證資料不符，難謂已盡職權調查之能事，遽行判決，自不 足以昭折服。

查被害人之指訴，查與事實相符者，可作為證據，證人係就其見聞事項而 為陳述，不因與被告認識與否而生影響，被害人及證人之供證，基本事實 相同，縱前後陳述細節稍有差異，亦不影響其證據之效力，究應如何採證 ，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事實審法院之採證，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 即無違法可言。

被告所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 犯減刑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之規定，應不予減刑，依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四 五四號解釋，其所犯上述未經許可無故持有手槍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之罪，既與恐嚇取財既遂罪具有牽連關係為裁判上一罪，同在不應減 刑之列。

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恐嚇罪之構成，須以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所用之手段， 有使其發生畏懼心者為要件。

鄭有傑獲悉賴玉蓮之子腹瀉，並未求證是否因飲用「山點水」礦泉水所致 ，即率爾需索三百六十萬元，縱係出於誤信，然其需索之金額既不相當， 足證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且公司之名譽影響其產品之銷售至鉅，以公諸 報端損害公司名譽為詞，告知公司人員，不得謂非恐嚇之手段。

李正時前犯之竊盜罪，係原法院於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判處有期徒刑一 年六月，並適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減為有期徒刑九月，並經 本院於八十年一月十八日以其上訴不合法駁回確定，則所犯恐嚇取財罪既 在該竊盜案件減刑裁判確定前，且屬未遂犯，自有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 刑條例減刑之適用，原判決竟謂依該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不得減刑，於 法顯屬有違。

查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所謂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係指犯擄人勒 贖之罪，未經取贖，行為人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而釋放被擄人而言，如已 取得部分贖款，或與被擄人談妥條件，將被擄人釋放，限令其於一定期間 籌款交付者，其釋放既非出於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即與該條項規定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