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解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其處 罰之對象係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存款之人，該罪重在遏阻違法吸收資 金之行為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之維護。與刑法重利罪係處罰放款之人， 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 任關係，亦有差異。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所謂「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自應參酌當時之經濟、社會狀況及一般金融機 構關於存款之利率水準，視其是否有顯著之超額，足使違法吸金行為滋長 以為判定。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 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前揭 規定之立法意旨，固係鑑於以違法吸收資金之公司，所以能蔓延滋長，乃 在於行為人與投資人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利息或其 他報酬，爰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規定，併予規定為要件之一 ，以期適用明確。是該條所定「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應以約定或給付 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為要件。又銀行法於九十 三年二月四日增訂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犯罪所得達一億元以 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 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 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 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 ，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 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 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 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 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 模，且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 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 後損益利得計算之。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之立法意旨，鑑於以違法吸收資金之公司，所 以能蔓延滋長，乃在於行為人與投資人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股息、利息或其他報酬，爰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規定，併 予規定為要件之一，以期適用明確。是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所定「以收 受存款論」之行為，應以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 或其他報酬為要件。惟銀行法前揭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經濟金融秩 序，避免社會投資大眾受地下金融之優厚條件吸引致投入金錢而受法所不 允許之投資風險，其立法目的與刑法重利罪尚不相同；又銀行法該條規定 處罰之對象為「收受存款之人」，並非「放款之人」，亦與刑法重利罪處 罰之行為態樣不同，則上開條文立法理由所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 罪規定之意旨，應僅係參考其立法用語，而非認為應與刑法重利罪適用同 一標準而為解釋。則是否「顯不相當」，自應參酌當時之經濟及社會狀況 ，依金融機構間平均定期儲蓄存款利率或民間互助會之利率，較之一般債 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以決定之。

刑法修正廢止連續犯之規定後，除具有複次行為外觀之接續犯、集合犯仍 為一罪評價外，各複次行為當本於一行為一罪一罰之原則予以論處。而毒 品販賣或轉讓行為，本質上並非必然具有複次性，立法者亦無兼包含攝、 聚多成一之擬制意思，社會通念尤難容忍一再違犯，司法實務採行數罪併 罰，已成定論。關於個別評價之各犯行，自應分別以嚴格之證據逐一予以 嚴格證明。有關於販賣毒品或轉讓毒品（禁藥）罪，其購買毒品之人或受 讓者所為之指述，固非不得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然衡諸供述證據常受主 、客觀條件影響，難以完全信實，所須參酌其他供述或非供述、直接或間 接之補強證據，以資審認，方符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此亦刑法修正後， 應與刑事訴訟法採證據裁判主義、嚴格證明法則相互配合之當然結果。

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成立， 並不以行為人具有從事業務之身分為必要。是以行為人不論是否具有從事 該項業務之身分，均得與具有該項身分或不具有該項身分之人成立該罪之 共同正犯，並無援引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而論以共同正犯之必 要。原判決就林志哲所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部分，認其係無上開 身分之人與有該身分之朱莉莉共同實施犯罪，而援引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依上說明，其適用法則自有違誤。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律違誤，而顯然於判決 有影響者，該確定判決即屬違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固經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一八一號解釋可稽。惟此所稱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 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其調查之必要性而言，若非此所稱之證據而未 予調查者，本不屬於上開應調查證據之範圍，當亦不生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之問題，縱未予說明，致其訴訟程序有所違背，惟既於判決顯無影響，自 仍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之限制。且以判決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情形為非常上訴理由者，必須於理由狀內具 體明其所指原審未調查之證據如何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之關係，確為認 事用法之基礎，及有調查之必要性，即該證據顯然於判決結果有影響者， 始得為之。

依一般交易上之經驗，以信用卡刷卡消費，特約商店必須製作簽帳單一式 三聯，由刷卡人於其上簽名認證後，特約商店除將其中一聯交由刷卡人收 執，一聯持向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或發卡銀行請款外，另一聯則 由特約商店留存作為內部憑證，再憑以製作記帳憑證並登入帳簿，於此， 簽帳單乃足以證明會計事項發生之會計憑證，並無疑義。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第二審審判長依刑事訴訟法第九 十四條訊問被告後，應命上訴人陳述上訴之要旨，同法第四十七條、第三 百六十五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賴○義、高○煒傷害致人於死部分 ，經第一審判決，除上訴人賴○義、高○煒提起上訴外，檢察官亦提起上 訴。然依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對被告即上訴人賴○義 、高○煒為人別訊問後，僅命上訴人賴○義、高○煒陳述上訴意旨，並未 命另一上訴人即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檢察官亦未自行陳述，致無從明瞭 其上訴之範圍，原審所踐行之程序即屬違法。

刑法之重利罪，須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 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始足成立。其所謂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 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等放款收取之利息，為 每一萬元，收取月息二百四十元 (年息百分之二十八‧八) 至一千二百元 (年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 不等之重利，認均構成重利罪責。然查，被告 收取年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之部分，固為重利，而其中有收取每萬元月息 二百四十元之部分，衡之目前國內經濟狀況，北、中、南部地區正常之民 間利息各有高低不同之計算標準，而此部分利息，較之當地一般債務之利 息，是否顯有特殊之超額，而應構成重利罪，不無研求餘地。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成立之要件，除須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 ，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外，尚須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足當之。 而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 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本件上訴 人於八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貸與陳○周六十萬元，一個月利息一萬八千元 (三分) ，為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則六十萬元每月利息一萬八千元 (三分 ) ，以當時當地經濟狀況，能否得認上訴人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殊堪研求。

刑事審判採訴訟主義，犯罪事實非經起訴或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得加以審 判，亦即法院對於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 (潛在事實) ，除非認定與已起訴 應論罪之事實 (顯在事實) 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不可分關係，不得予 以判決，否則即足構成訴外裁判之違法，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 、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規定自明。

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物，以屬於犯人所有方得宣告沒收，刑法第三 十八條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物，以屬於犯人所有方得宣告沒收，刑 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亦有明文規定。李○芳供稱：查扣之支票及本 票，係客戶借款時持來質押。借款人趙○玉亦證稱：伊簽發之商業本票， 係借貸時質押在該處 (指李○芳處) 等語。其供證如屬無訛，則本件扣案 之支票十張、本票二張、似分別為借款人吳李○梅、鍾○遠、徐○雄、邱 ○明、王○准、趙○玉等所有。該借款人清償本金時，李○芳似應予歸還 ，第一審判決遽行宣告沒收，原判決未為糾正，竟予維持，駁回上訴人等 在第二審之上訴，於法難謂無違。

科刑時就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應於有罪判決書之理由 內加以記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三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 三百六十四條為第二審之審判所準用，原審判決既認上訴人等在萬通貿易 有限公司各受僱一月或數月，為該公司所營地下錢莊接洽客戶、辦理貸款 、催討債務、領取酬勞，恃以為生，均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 利罪，於法定本刑範圍內各處以有期徒刑伍月，而未就上訴人等參與犯罪 情節之不同，依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於判決理由內有 所記載，是原審已否就該事項加以審酌，自屬無憑審核。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係同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加重 規定，亦即常業重利罪之成立以犯有第三百四十四條所載構成犯罪要件為 必要。而依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規定，以乘人急迫、輕率，或無 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成立要件。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係同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加重 規定，亦即常業重利罪之成立以犯有第三百四十四條所規定構成犯罪要件 為必要，復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係規定以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 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為其構成要件，而所 謂急迫，乃指需要金錢或其他物品，其情形至為緊急迫切之義。原判決事 實僅記載上訴人等乘楊○秋、陳○志、陳○卿、黃○讚及不特定之人因經 商週轉或籌措醫藥費等急需用錢而貸以金錢，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但究竟何人係因經商週轉急需用錢﹖何人係因籌措醫藥費急需用錢﹖其 情形如何緊急迫切﹖並未詳加認定明確記載，不足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已 屬可議。且對於上訴人等已取得之重利有若干﹖原審未切實查明審認，亦 未敘明其所憑之證據，遽論上訴人等常業重利，自嫌速斷。

行為人明知社會上有因急迫而舉債濟急或因輕率、無經驗而從事舉債之情 形，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為常業，雖非對於特定 人乘機利用，不能謂非對於一般人具有犯罪之概括故意，則其犯有刑法第 三百四十四條所載情事，即應論以同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以重利為常業罪。

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及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其所保護之法益均 為被害人之自由，而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 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法定刑，既較第三百零四條第 一項為重，則以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方法而妨害人之自由，縱其目的 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仍應逕依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論罪，並無適用 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餘地。原判決認上訴人係犯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 項及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 依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斷，其法律之適用，難謂允當。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成立之要件，除須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 ，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外，尚須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足當之。 而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 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

刑法上之牽連犯，係指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者而言，苟該 一罪並非犯他罪之必然方法或手段，他罪亦非該一罪之必然結果者，即非 所謂之牽連，而係另行起意之數罪。

原判決既認被告以未經設立登記之「華北汽車公司」名義貸放汽車借款給 鍾文宏，則被告所犯公司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罪與所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 條之重利罪，應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原判決認係犯意各別，予以分論 併罰，已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又刑法上之常業犯，祇須賴某種犯罪為 生活而有事實上之表現為已足，不以專賴該犯罪為唯一生活依憑之必要。 縱令尚有其他職業，仍無礙於常業犯之成立。

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 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暴、脅迫、 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情事在內，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 非法方法，縱合於刑法第三百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應再論以該恐嚇危害安全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之重利罪，必行為人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 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始足當之。同法第三 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又以犯前條之罪為常業，為其構成要件。而所 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需要金錢或其他物品運用而言。倘借用人非處於急 迫情形，縱貸與人貸與高利，亦難以重利罪相繩。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普通重利罪固以乘特定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 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要件，惟若明知社會上有 因急迫而舉債濟急，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為生 活之資，以此為生活之事業者，即應成立同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 罪。

刑法上關於財產上犯罪，所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意思條件 ，即所稱之「不法所有之意圖」，乃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物移入自 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至所謂「不法所 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上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 管領之意圖，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 之程度者，亦包括在內。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之常業重利罪，係同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加重 規定，亦即常業重利罪之成立以犯有第三百四十四條所載構成犯罪要件為 必要；復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既規定以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構 成要件之一，自應以行為人取得重利始克相當，如僅為約定重利尚不足當 之，從而以犯重利為常業者，如尚未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仍不 能以常業重利罪論擬。又民間高利借貸每有於借貸之初支付本金時，先扣 除利息者，則應認貸款之人已取得利息。

按一般民間簽立契約或協議書之習慣，通常均在契約末行書立簽約或生效 日期。本件協議書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既在協議書之簽訂日期欄預留空 白，並交付被告林大源前往法院公證處辦理公證手續。是否自訴人有同意 被告林大源等人自行填載該協議書生效日期之授權？否則該日期預留空白 之用意何在？此與被告林大源等人是否成立偽 (變) 造私文書之罪名至有 關係，原審就此部分事實未經深入調查，究明真相，以為判斷事實之依據 ，遽行判決，自嫌未盡職權調查之能事。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須以足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成立要件，而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 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受有損害之虞而言。且他人事實上有因此受損 害之虞為必要，本件由被告林大源等人持有之內容相同之協議書份 (原 本乙份、影本貳份) ，其中一份經被告等自行填載簽約日期為「民國七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者，既經林大源受雙方之託，前往台灣高雄地方法 院辦妥公證手續，自應以經法院公證者為準。

上訴人先後二次恐嚇危害安全罪，應依連續犯論以一罪，而刑法第三百零 二條第一項及第三百零五條之罪，其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 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為催討欠款乃將胡瑛砡私行拘禁，則在拘禁中，以加 害生命、身體之事相恐嚇，以繼續逼迫償債之行為，應為私行拘禁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原判決竟認二者係犯意各別，應併合處罰，自有違誤。

查上訴人對陳炎昆僅有四萬元之債權，竟以恐嚇方法向其索取十五萬元， 足證其對超出之十一萬元，具不法所有之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