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解

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其他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而未經受刑人請求合併定應執行刑， 嗣經執行檢察官審酌受刑人前科、所犯案件之特性及其他具體情形後，認 具有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但書或第 4 項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難 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或「因身心健康，執行（社會勞動）顯有 困難」之規定，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者，此時此 部分之刑因受刑人必須入監服刑，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罪無異，檢察官於審酌認已不可能再准，自應不待受刑人請求，依法聲 請定其應執行刑，以維護受刑人因此得獲之恤刑利益。是檢察官據此而依 職權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於受刑人並無不利，即難指為違法或不當。

（一）森林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 或占用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同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之罪於保安林 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 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 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 重……」，則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森林法第 51 條第 3 項、第 1 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占用罪，是否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加重其刑 ，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 有期徒刑 5 年，如宣告 6 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即應一併諭知易科 罰金之標準，始為適法。 （二）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為其事實欄三所載擅自占用其附圖所示 B1 至 B4 部分土地之行為，雖論以森林法第 51 條第 3 項、第 1 項 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占用罪，然並未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加重其刑 ，且已明確說明何以不依上述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則其所處有期 徒刑 6 月，自仍符合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乃原判決未察，遽認上 訴人所犯上開罪名之最重本刑已逾有期徒刑 5 年，不得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因而未就其所宣告之有期徒刑 6 月，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依上述說明， 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

一、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 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修正公布、同年 6 月 13 日施行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定有明文。該次修法理由並敘明：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 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 1 項，增訂酒精濃 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 酒醉駕車事件發生。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 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 2 款等語。可見行為人如有服用酒 類，經測試後，酒精濃度雖未達該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標準，若有 其他客觀情事認為其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可構成本 罪。 二、人體內酒精濃度之代謝率，常因研究文獻之實驗設計不同而有相當差 異，此觀附表編號 1 至 4 所示文獻記載之代謝率高低互有不同即 明。而人體內酒精濃度代謝率乃係經由蓋然率之考量，依特定實驗設 計之方法所推論估算得出之平均值，實際上無法排除因個別受測者之 差異性（例如：性別、年齡、體重、當時身心狀況、腹中有無消化食 物等），而有不同於研究實驗所得之代謝率數據。且行為人究竟於酒 精濃度施測前之何一時點駕車上路，通常委諸行為人事後之回憶陳述 ，依此回溯計算之體內酒精濃度，正確性亦非無疑。因此，本院認為 人類飲酒後，體內酒精濃度固會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代謝降低，但代 謝率之認定標準目前尚未出現普遍接受之實驗設計方法及計算標準， 而檢視國內外有關代謝率之估算研究，多以血液中酒精濃度作為研究 實驗之設計方式，甚少以吐氣中酒精濃度作為研究對象，而係依「亨 利法則」（Henery's Law）「在定溫下氣體溶解於液體中的重量與所 受壓力成正比」，將實驗所得血液中酒精濃度代謝率數據，換算成吐 氣中所含酒精濃度代謝率（以附表編號 4 所示文獻為例，係以攝氏 34 度作為定溫標準進行換算），可見個案血液溫度亦會影響換算結 果，難謂該換算方式之所得結果必與事實相符。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39 條之 2 第 2 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得利罪。檢察官固主張：被告係犯同法第 339 條之 1 第 2 項之非法 由收費設備得利罪云云。然查，「○○ Online」 網站（○○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將遊戲點數提供予被告，其對待給付並非直接來自被告或○○○ ，而係來自嗣後○○電信公司基於契約約定所為之給付；反之，○○電信 公司為○○○代付上開遊戲點數之交易費用，係以○○○將來向○○電信 公司償還該等費用為前提，故其自動代付之範圍，自以○○○本人或經其 授權之交易費用為限，從而被告未經許可或同意，擅以○○○之帳號購買 遊戲點數，自屬以不正方法使○○電信公司自動代付而清償上開交易費用 ，即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即透過網路連結小額付款機制之行動電 話）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綜上，檢察官主張被告係犯非法由收費設備 得利罪云云，於法容有誤會，復因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得利罪與非法由收 費設備得利罪均係以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為其主要構 成要件，二者間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之規定變 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與本件相同法律見解之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簡字第 3605 號） 裁判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一）檢察官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拘役執行之案 件，若於傳喚受刑人之傳票上註明該受刑人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 服社會勞動之旨，應認檢察官實質上已為否定該受刑人得受易刑處 分利益之指揮命令，該部分之記載，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 檢察官尚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 （二）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及刑事訴訟法第 457 條等規定，得易科 罰金之案件，法院裁判所諭知者，僅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是否 不准易科罰金，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審酌受刑人是否有因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 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 法秩序」，乃指執行檢察官依具體個案，經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 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事項後，綜合評價、權衡之結果。此一評價 、權衡結果，固屬檢察官裁量權之範疇，惟仍須以其裁量權行使之 程序無明顯瑕疵為前提。是就受刑人對於檢察官否准易科罰金之相 關命令聲明異議案件，法院應先審查檢察官所踐行之否准程序有無 明顯瑕疵，而後始有審查檢察官所審酌之事項有無錯誤，有無與刑 法第 41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裁量要件欠缺合理關連性之情事， 所為之裁量有無超越法律授權範圍等實體事項之問題。其中犯罪特 性、情節等事項，固得事先依確定之卷內資料予以審查，惟受刑人 個人特殊事由等事項，則須在給予受刑人有向執行檢察官表示（包 括言詞或書面）其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之情況下（包含在檢察官未 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先行提 出易科罰金聲請之情形），檢察官始能對受刑人是否有個人之特殊 事由及其事由為何，一併予以衡酌；若檢察官未給予受刑人表示有 無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即遽為不准易科罰金之執行命令，其所為 否准之程序，自有明顯瑕疵，即屬執行之指揮不當。至於執行檢察 官於給予受刑人表示其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經審酌上述包括受刑 人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事項，並綜合評價、權衡後，仍認受刑人有 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 之執行命令，始為檢察官裁量權之行使，與上述程序瑕疵，為不同 層次之問題，不可不辨。 （三）本件執行檢察官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之執行 ，於傳喚再抗告人之傳票上註明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旨，實質上已為否定再抗告人得受易刑處分利益之指揮命令，該 部分之記載，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官尚未製作執行指 揮書之影響。乃原裁定認此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之事項，已有 違誤。又上開傳票命令寄出前，或寄出後但再抗告人尚未到案前， 檢察官是否有給予再抗告人提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 或再抗告人是否已主動聲請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並經檢察官 對再抗告人其個人特殊事由及其事由為何等事項一併予以衡酌後， 始為上開傳票備註欄之記載，原審就此等攸關上開執行傳票備註欄 記載之執行命令指揮程序，是否完備各情，均未予詳查、審酌，而 以再抗告人所執非屬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從程序上遽行裁定駁回 ，自難謂妥適。

易服社會勞動與易科罰金之准否，同「一般純屬執行程序」，且易服社 會勞動折算標準，條文已明定以六小時折算徒刑或拘役一日，與易科罰金 因有折算金額差異，而應諭知折算標準之情形不同。另易服社會勞動履行 期間，法條既已規定不得逾一年（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五項），關於期間長 短之決定，亦均同屬檢察官指揮執行範疇，非裁判量刑事項，法院無需於 裁判主文諭知得易服社會勞動意旨、折算標準及履行期間。

刑法第 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其成立固以行為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為必 要；然所謂詐術行為，並不以積極之語言、文字、肢體、舉動或兼有之綜 合表態等為限，消極不作為之欺罔行為亦包括在內，此即學理上所稱「不 純正不作為犯」，亦即以不作為之方式獲致與作為犯相同之犯罪結果。惟 在不作為詐欺之場合，須以行為人依法律、契約或誠實信用原則負有據實 告知之義務，竟刻意不告知實情，反利用他人之錯誤使該他人為財產之處 分行為，始克相當。於法律、契約並未明確規範告知義務時，行為人是否 就交易上特定事項負有告知義務，除應依照社會通念，斟酌該事項於特定 交易內容上是否為重要之事項外，更應斟酌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 查能力以決定之。倘若行為人業有危險之前行為，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 之可能性因而提高者，則行為人更負有告知義務。申言之，倘屬交易上重 要之事項，依具體情狀觀察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尚無從 輕易察知者，應認行為人負有告知義務，以利交易相對人斟酌利害，決定 是否完成交易並為財產上處分行為，行為人明知交易相對人就交易上重要 之點業陷於錯誤，有告知義務卻故意不為告知，自屬利用他人錯誤之消極 不作為欺罔行為，而應認係詐欺取財行為。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71 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 並針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訟權，如 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為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 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 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 相異之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相同之 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 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 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 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 決，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 仍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 協同意見：本裁判要旨，於檢察官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之情形，應無適用 。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概念，屬維繫人性尊嚴之一環，實現 此憲法概念之程序法規定，則因人民所處法律位階層面之不同，而分散臚 列於行政程序法及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中，於踐履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時，應視個案判斷適用之程序法規定。行政程序法與刑事訴訟法雖屬不同 法律層面之程序規定，惟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踐履及人權保障之實現，並 無二致。刑罰係由法院裁判後，由檢察官執行實現裁判的內容，完成國家 刑罰權的行使，故執行有罪判決是行使刑事訴訟所確定之國家具體刑罰權 ，係為輔助完成刑事司法權之完整實現，以達刑事訴訟的目的，乃屬廣義 的刑事訴訟程序，應定位為司法行政處分，雖非行政機關的單方行政處分 ，而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但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特別攸關受刑人憲法 上之基本訴訟權利，仍宜遵循適當的程序，慎重從事。易科罰金制度係對 於違犯輕罪之行為人，本受徒刑或拘役之判決，若依宣告刑而執行，可能 產生不良之影響，故於刑罰執行時變更本所宣告之刑，改以罰金替代徒刑 或拘役之易刑處分，以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所產生之流弊。刑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台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 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 在此限。」依其立法理由說明，個別受刑人如有不宜易科罰金之情形，在 刑事執行程序中，檢察官得依該項但書規定，審酌受刑人是否具有「確因 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由決定之。 是以，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受刑人僅取得得聲請易科罰金之資格，檢察官 對於得易科罰金案件之指揮執行，仍應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 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如認受刑人確有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 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自得不准予易科罰金，此乃檢察官指 揮執行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濫用權限，本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惟因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 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並未排 除受刑人於檢察官否准易科罰金時，得請求易服社會勞動，是檢察官認受 刑人不宜易科罰金時，非不得准許其得易服社會勞動。雖刑事訴訟法並無 執行檢察官於刑之執行指揮時，應當場告知不准易科罰金之規定，但此重 大剝奪受刑人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如能賦予受刑人對於不准易科罰金之 理由有陳述意見的機會，或許受刑人能及時提供一定的答辯或舉出相當證 據，得就對其不利之理由進行防禦，或改聲請易服社會勞動，或能使檢察 官改變准否易刑處分之決定，無待受刑人日後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 十四條對檢察官之指揮聲明異議。尤其在現行實務上，檢察官指揮執行， 係以准予易科罰金為原則，於例外認受刑人有難收矯治之效或難以維持法 秩序始不准易科罰金，則於否准易科罰金時，因與受刑人所受裁判主文諭 知得以易科罰金之內容有異，對受刑人而言，無異係一種突襲性處分，參 酌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及行政罰法第四十二條分別規定：行政機關作 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暨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之同一 法理，倘能予受刑人就己身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再由檢察官為准駁易刑處分之定奪，自與憲法保障人 權及訴訟權的宗旨無違。

被告鍾枝輝所犯如原確定裁定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 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檢察官以原確定裁定法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 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審核結果 ，認於法並無不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其中三月，如易科罰金 ，以一千元折算一日，另二年十一月，如易科罰金，以二千元折算一日（ 按其易科罰金標準經折算後為九萬元加上二百十萬元合計二百十九萬元） 。其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之有期徒刑五月以 上，全部各罪合併之刑（五月加上五月乘以十再加上三月乘以八，合計為 有期徒刑七十九月，即有期徒刑六年七月，如以附表編號 2 至 19 已另 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二年十一月，與編號 1 有期徒刑五月合計為有期徒 刑三年四月）以下，如易科罰金依其折算標準分別折算後，亦同（依原確 定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折算合計為二百十九萬元，在各罪最長期折算為三十 萬元以上，各罪合併刑期折算為四百五十九萬元之下，如附表編號 1 與 附表編號 2 至 19 已另定應執行折算為二百二十五萬元），原確定裁定 符合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未逾外部界限，亦未有 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均屬於原審自由裁量事項，於法並無不合。

酒測器之檢定或檢查程序相關數值在公差範圍內者，其檢定或檢查合格， 則該等酒測器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苟無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之特殊情 況，在檢定或檢查合格之前提與框架內，於規範意義上即具準確性。酒測 器經檢定或檢查合格，於應用實踐上，毋須亦不容再窮究實測數值與物理 極限之差距。蓋度量衡相關法規之作用，即在藉由縝密之檢覈程序，驗證 並擔保酒測器實際使用時之精準與可靠，業經檢定或檢查合格程序列入考 量並確認為法定所允許之器差，於無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再於實測時回返 質疑，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將造成循環論爭，於社會生活事實之定 紛止爭，並不具合理之必要性。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平等原則之誡命既是「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條件事 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準 此，其他同類案件之量刑，因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罪責 復具個別性，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查詢結果，自因個案情節不同而不能 逕執為量刑之準據。然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卻足可供為量刑時用以檢驗 個案裁量結果是否確有畸重、畸輕；如有顯著乖離，法院則應盡其說理義 務，並排除裁量結果係因非理性之主觀因素所致之量刑歧異，以此濟量刑 裁量之審查標準抽象、審查密度偏低之窮，並昭折服。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憲法及刑事法所強調之禁止雙重危險（prohibi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之原則，其內涵包括有三： （1）禁止同一行為無罪確定後再 行追訴，即不容許於程序上先後之一事再理； （2）禁止同一行為定罪確 定後再行追訴，亦係不容許於程序上先後之一事再理； （3）禁止同一行 為多重處罰，此包括不容許於程序上先後之重複處罰及於刑事實體法罪數 理論中同時評價上之重複評價。如果偵查及審判機關有上開 3 項內涵其 中之一之行為，即構成雙重危險，均為憲法所禁止【併參 U.S. v. Halper,490 U.S. 435,440（1989）】 。是倘行為人過往不良前科素行， 業經執以為對其不利之評價而科以刑罰或處分，於執行完畢後，除非有法 定可重複評價之授權依據，例如採取主觀主義之累犯、作為量刑因子之行 為人之素行等，否則基於禁止重複評價之原則，要不能容許再執以重複施 加於行為人，俾免形成「一頭牛被剝二次皮」之不合理現象，及在行為人 身上留下無可抹滅之烙印而不利更生。此一禁止重複評價原則，不僅適用 於行為之處罰，亦包括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工作此種具有濃厚自由刑色彩 之保安處分。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一）刑法上所稱之建築物，固指定著於土地之一種工作物而言，但此種 工作物必須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而通出入，且適於人 之起居者，始得認為建築物（本院二十二年上字第二六九號判例參 照）。 （二）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 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又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所定得易科罰金 之要件，必其所犯為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 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始得以新台幣一千元、二千 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而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一項之 毀壞他人建築物罪，其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則公 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該罪，應依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前段 規定予以加重其刑時，因係刑法分則之加重，其法定本刑加重之結 果，已非「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縱受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亦與上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自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概括條款，其 規範意旨並不限於肇事撞擊點於車前之情形，毋寧應指駕駛人就車前一切 動態應予注意，此一「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範圍，並涵蓋原在車前 ，嗣因駕駛行為之動態發展而環繞車輛周邊之具體風險管理，所須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在內。交通過失犯之注意義務，原不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 列舉之義務為限。而注意義務之來源，除交通法規、行政法規，或其他刑 法以外的特別法律規範外，主要仍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 生活規則。至於交通、行政法規列舉之注意義務，僅僅因於特定生活領域 之社會生活涉及對法益侵害特具特殊危險性之事項，其社會生活規則也具 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嚴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始特別以法規之形式予 以規定，並不表示除法規列舉之注意義務以外，即無其他義務。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名譽係指個人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其為社會上對於個人人格之 評價。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之規定，對於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 公然侮弄辱罵，不問以言語、文字或舉動等方式為之，因已貶損個人人格 ，侵害個人之名譽，均可構成本罪。惟進入資訊社會後，衍生網路社群之 虛擬世界，在此虛擬空間之匿名、化身或代號，因非必然可連結至實體世 界之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則對該匿名、化身或代號之公然侮辱，究否 可取得與實體世界人格相同之名譽權保障，而對該公然侮辱之行為論以本 罪刑責，自非無疑。衡以此種網路匿名、化身或代號之虛擬身分，於網路 之虛擬世界中，或可能具備類似於名譽之評價，但究與實體世界之個人不 同，固難將刑法保護名譽之概念直接、逕予套用至虛擬世界中，而認刑法 亦應保護該虛擬身分之「名譽」。然若該虛擬身分可視為實體世界之人格 延伸時，因已連結至實體世界之個人，即仍有刑法名譽權保護之餘地。換 言之，倘綜合一切資訊觀察，已足以特定或可得特定該虛擬身分實際上為 何人，即可認為有刑法名譽權保障之適用。 裁判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被告之前科紀錄等品格證據倘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則藉由前科等他 案犯罪事實證明被告之不良性格，再由不良性格導出本案之主觀構成要件 要素，可謂係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合理推論，造成事實誤認之危險 性極低，尚無禁止之必要。另容許以同種前科內容認定犯罪主觀要素之界 線，應限定於已「根據其他證據認定犯罪的客觀要素」為前提，換言之， 以前科等他案犯罪事實為證據，僅能用於認定如同本案故意之主觀構成要 件要素，至於客觀構成要件，仍須經由前科內容以外之其他證據得到證明 ，始得為有罪判決。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回收業、處理業應將回收、清除、處理之廢電線電纜、鐵門、水溝蓋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項目，逐日依項目、數量、日期、來源及流向等作 成紀錄，並保存 5 年以供查核，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8 條第 3、4 項授 權制訂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定有明 文，考量資源回收業者本以收購資源為業，於適法處理範圍內，所收物品 自是多多益善，轉手變賣方能營利謀生，然因物品來源合法、非法均有可 能，資源回收業者又沒有調查物品來源之權力，於刑法處罰收受贓物之行 為下，業者即面臨收或不收之兩難，收了恐涉刑法贓物罪；不收，則少了 賺錢營生之機會，是上開經廢棄物清理法授權之管理辦法即為憲法保障人 民安心行使工作權與國家追訴犯罪維護公益之權衡，使資源回收業者遇有 主管機關規定之物品，且非明顯可認係贓物時，透過登記制度使自己立於 證據優勢之地位；檢警機關作為國家權力之一環，則亦應體察主管機關設 立上開行政管制規定，合理評價人民履行協力義務之程度，否則無異於國 家一方面要求人民協助登記以追蹤物品來源，另一方面又無視人民履行義 務之現實，動輒以贓物罪相繩，當非事理之平。 裁判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就證人之詰問及回答，得以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 ，聲明異議。審判長對於該異議，應立即處分。就審判長所為之處分，不 得聲明不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第二 項、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六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當事人反覆 爭執，延宕訴訟程序，乃明定對於審判長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 三至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五規定所為之處分，不許聲明不服。惟如當事人對 於上開經踐行詰問程序之證人證言，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所爭執時，法 院仍應就該項爭執加以審酌認定，並於判決內說明其判斷之理由。

定應執行刑之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倘有違背法令，而於被 告不利，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二 項、第三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 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 受此原則之拘束。故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倘較重於前定之 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即屬違背法令，此為本院最近之統一 見解。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之立法理由係以：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 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 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審 判之權，因此有必要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以落實嚴格之法 律審，並促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是該條所稱維 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二審係維持第 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者亦屬之，始合於立法之旨趣。故檢 察官對於上開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理由書狀應具體敘明原判決有何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 由書狀並未具體敘明該等事項，或其上訴理由形式上雖係以判決所適用之 法令牴觸憲法，或原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本院判例為由，如實際上所指 摘之情事，顯然與該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列之上訴理由不相適合者，均應認 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第一審就公訴意旨所指朱○ ○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財務報表部分（即第一審判決犯 罪事實部分），係想像競合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十條第一項之罪（下稱朱○○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參台灣新竹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一年度蒞字第四二七二號補充理由書，見第一 審卷第五十五之三頁）。惟經審理結果，認上開被訴部分尚屬不能證明 其犯罪，然此部分與朱○○有罪部分，依公訴意旨認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上 一罪關係，而就朱○○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原判 決固撤銷第一審關於朱○○上開部分之判決。然其撤銷改判之理由係第一 審就有罪部分諭知附條件緩刑為不當，就公訴意旨認與朱○○有罪部分有 裁判上一罪關係之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原判決仍同第一審不另為無罪之 諭知。檢察官不服原審關於朱○○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不另為無罪諭知部 分之判決，於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對朱○○上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 已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施行後，其關於朱○○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部 分得提起上訴之理由，自應受該特別規定之限制。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 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 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 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40 條之 1 第 1 項所管制之「業務活動」解釋上極為廣泛，舉凡收發與業務有關 電子郵件、以任何方式蒐集業務相關之資料、禮貌性拜訪客戶等與交易安 全或人民權益無甚關連之活動均屬之，倘若一律予以管制，且因而使行為 人負擔刑事責任，則無異使與大陸地區營利事業有關之人員（包含返臺之 臺商、臺灣地區赴大陸地區工作者、來臺之陸籍人士）在臺灣地區為與大 陸地區營利事業相關事務時即動輒得咎，有違刑法謙抑性之原則，當應依 據此條文所保護之法益作出適度限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40 條之 1、 第 93 條之 2 處以刑罰之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並未彰顯於上開規定 之立法理由，另審究同條例相關規定之立法沿革，可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40 條之 1 增訂前，同條例第 70 條「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不得在臺灣地區為法律行為。」之立法理由為「為『維護 交易安全』及『保障臺灣地區人民之權益』，對於未經許可其成立之大陸 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自有禁止其在臺灣地區為法律行為之必要。 」而此條文於 92 年 10 月 9 日雖遭刪除，然刪除理由為「針對大陸地 區公司組織及非營利法人在臺從事業務活動之法律行為，於修正條文第 40 條之 1 及第 40 條之 2 增訂相關規定，本條爰配合刪除。」顯見 該條文係因規範範圍已遭同條例第 40 條之 1 及第 40 條之 2 所含括 始遭刪除，而非同條例第 70 條原應保護之法益已無保護之必要或有所變 動，是同條例第 40 條之 1 既係用以取代同條例第 70 條之規定，且立 法理由並未另行闡釋該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則同條例第 40 條之 1 所 欲保護之法益，應解釋為係延續同條例第 70 條所欲保護之法益，即『維 護交易安全』及『保障臺灣地區人民之權益』。再由規範保護法益探討對 同條例第 40 條之 1 之「業務活動」之範圍，則若大陸地區營利事業未 經許可在臺從事之業務活動，非攸關於交易安全，或該業務活動對參與該 業務活動之臺灣地區人民權益並無影響時，即排除刑罰之適用；反之，倘 若大陸地區營利事業未經許可，在其公司名稱、章程、資本總額、所營事 業、訴訟及非訟代理人等資訊均尚未經臺灣地區主管機關審核無誤而公示 於眾之情況下，如在臺灣地區從事經常性、反覆性之活動，而此一活動對 參與該業務活動之臺灣地區人民之權益有所影響，即可認大陸營利事業在 臺灣地區所為之業務活動對交易安全已有潛在或實質上之危害，即為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 40 條之 1、第 93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範範圍，而應 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亦即該業務活動之內容應係屬於「足以影響臺灣 地區人民權益，而危害交易之安全」者，始屬於該條處以刑罰之對象。 裁判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在限制性招標情形下，若有二家以上廠商投標，係由廠商間比價是否低於 底價，設二家廠商之標價均高於底價，由最低標價者進行優先減價，若減 價後低於底價可直接決標；設一家廠商之標價高於底價、另一家廠商之標 價低於底價，則由低於底價之廠商得標；設二家廠商之標價均低於底價， 則由最低標價者得標，在後二種情況下，均無須進行任何減價程序；惟若 以一家公司名義投標，因發包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 得當場改為議價辦理，再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3 項規定，限制性 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應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是發包機關所訂 底價必低於廠商之標價，故廠商與發包機關議價時，須再經減價方可低於 底價而得標。因之，以二家公司名義投標，確有可能影響開標結果，至為 明顯。再佐以政府採購法為落實公平競標、合理發包公共工程，確保採購 品質之立法意旨，發包機關於辦理採購業務開標前、決標或簽約後，倘發 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之情形時，尚得依同法 第 50 條之規定，分別為不予開標、不予決標、廢標、撤銷決標、終止契 約、解除契約之決定，可見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 聯之情形時，確足生影響採購之結果及開標結果之正確性無疑。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竊盜罪，法院審理後認為應係構成毀損罪，此兩罪之 公訴事實是否具有同一性，未可一概而論，倘檢察官起訴被告實行竊盜不 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之法益，與法院審 理後所認定毀損不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 之法益迥異，則難認兩罪之公訴事實具有同一性；反之，倘與法院審理後 所認定毀損不法行為之時間、地點、手法、侵害性行為之內容、侵害之法 益均相同，應認兩者具有公訴事實之同一性。析言之，倘行為人事實上只 實行一次侵害他人單一財產法益之「一行為」，只因為檢察官起訴時所建 構之犯罪事實係竊盜，惟同一行為經法院審理後認為應屬毀損，則此兩罪 名之犯罪事實具有非兩立性，行為人該侵害被害人單一法益之單一行為， 若成立竊盜罪，就不能成立毀損罪，反之，倘成立毀損罪，即不能成立竊 盜罪，兩者不可能同時併存，具有互不兩立之排他性關係。此情形因被告 只為一次不法行為，該不兩立排他性關係之兩罪，係因檢察官及法院就被 告「同一行為事實」之法律上評價兩歧所致，實際上並非被告實行二次不 同犯罪行為，故基於上開一行為不兩罰之原則，應禁止重複評價，易言之 ，倘就「被告實際上所實行之一次侵害他人單一財產法益之單一行為」， 法院審理後認竊盜罪不能成立，應係構成毀損罪，則果由檢察官另行起訴 行為人毀損罪，有悖於一行為不得兩次處罰之禁止雙重危險憲法原則。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條文中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置而言，如提 供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場所是。且以「容留」為態樣之意圖營利提 供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僅須有收容留置及提供場所之作為，本不以 被告是否於房間內裝設可切換店內監視器畫面之電視機、警示燈、房門鎖 或其他積極行為為必要，檢察官既證明場所內有人為性交或猥褻之營利行 為（外部關係），及被告同意容留提供性交或猥褻行為之人（內部關係） ，則應由被告合理釋明其如何進行實質監督、且無營利之意圖，否則裝設 上開設備者，輕易入罪，故不設防、不加管理者反逍遙法外，此絕非事理 之平。 裁判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之規範意旨，在於防堵採購行為中，參與投 標之廠商間，利用合意等方式進行圍標行為，破壞採購案之競爭機制，是 本項係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達成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 益之結果，參與合意之各廠商間均具有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之意 圖，應均受該項規定之規範。被告之行為，就其等對於其他正當之各投標 廠商而言，在投標上比其他各廠商多一家，而形成對各個單一投標廠商 2 比 1 之不公平情形，並因此而增加甲公司得標之機會。就其內部而言， 在甲與乙公司間喪失價格競爭之功能，藉護航甲公司，提高甲公司得標之 機會，是乙公司與甲公司於此標案中形同同一公司，非僅是關係企業同時 參與投標之情形。有以雙方代理之方式，合意使乙公司對甲公司不為價格 之競爭，以獲取由甲公司以較低價格得標之不當利益，而屬違反政府採購 法第 87 條第 4 項規範之行為。 裁判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刑法第 315 條之 2 規定之規範目的旨在保護個人之隱私權，亦即，只 要被害人具有隱私合理期待之非公開活動，逸脫本人之自主控制而被揭露 ，足使本人感到困窘及痛苦者，即屬侵害隱私權及自主權，應該當本條之 不法構成要件。而欲判斷一個人是否受憲法保護的隱私合理期待，通常有 雙重要求，即一個人必須有「隱私的主觀期待」及該隱私的期待必須是「 客觀上社會普遍承認為合理」。只要具有合理隱私期待之非公開活動逸脫 本人之自主控制而被揭露，足使本人感到困窘及痛苦者，即該當本罪。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刑法第 315 條之立法目的在於秘密通訊自由之維護。無故開拆或隱匿之 客體須為封緘之信函、文書或圖畫。若非封緘的信函、文書或圖畫，縱未 徵得所有人同意而任意開拆、隱匿或其他方式為之，亦無法以妨害秘密罪 相繩。電子郵件屬電磁紀錄，為準文書，因「封緘」行為在性質上係以排 除他人任意拆閱的方式宣示其應秘密的屬性，就電子郵件在使用上可認為 「封緘」者，應係電子郵件透過帳號及密碼設定之方式來保護電子郵件之 秘密內容，而電子郵件之開拆封緘行為，則是非法輸入帳號、密碼之行為 ，至於進入電腦後的點閱行為，只等同於一般未封緘文書信件的啟閱而已 ，並非開拆封緘的行為；又按「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之處 罰規定，列為刑法第 315 條條文後段，觀諸其立法理由，係因應實際需 要，並得規範以電子科學儀器窺視文書情形，是必須係以利用電子科學儀 器窺視文書始屬於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之犯行。 裁判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強制執行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固規定：「執行法官或書記官，為調 查不動產之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或其他權利關係，得開啟門鎖進入不 動產或訊問債務人或占有之第三人，並得命其提出有關文書。」司法院修 正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41 之 1 項關於強制執行法第 77 條之 1 部分亦規定：「查封之不動產，究為債務人占有，抑為第三人占 有，如為第三人占有，其權源如何，關係該不動產之能否點交，影響拍賣 之效果，執行法官或書記官應善盡本法第 77 條之 1 規定之調查職權， 必要時得以拘提、管收或科罰鍰之方法行之，務期發現占有之實情。」是 執行法院對於查封之不動產有第三人主張占有者，對於其占有之權源如何 ，是否影響拍賣不動產之點交，均應加以調查，而非以第三人片面之主張 為據，固無疑問。惟強制執行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項及司法院辦理強 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41 之 1 項所謂「調查」者，係指就不動產之 使用狀況為形式之調查而言，非謂執行法院應對占有不動產之實體法律關 係存否加以實質認定。亦即強制執行程序係在透過強制手段實現人民之民 事實體法上之權利，要屬非訟性質，而就實體法律關係是否存在有爭執者 ，應由人民提起訴訟，踐行言詞辯論後，由法院以裁判認定之，尚非執行 法院得憑職權調查即加以決定者。且執行法院是否除去執行標的物上之租 賃關係而為拍賣，係以該租賃權如存在是否足以降低執行標的之價值而影 響抵押權為斷，尚非謂執行法院應就租賃關係是否真正加以判斷。故執行 法院於決定是否除去租賃權時，僅需就當事人所提之租賃契約書或其他證 據作形式上之調查，至該等契約書等是否出於虛偽之意思表示或有其他無 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尚無實質審查之義務，即使執行法院就租賃關係存否 已為認定，亦無確定實體法律關係之效力，當事人非不得再行起訴請求確 認租賃關係存在或不存在。是故，執行法院就本件租賃關係之存否，僅具 形式審查權，要屬無疑。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GPS 接收器所接收者為「位置」之資訊，並不包括意思表示之信息傳達， 故應不包含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範範圍，此有法務部 101 年 2 月 14 日法檢字第 10100511840 號函在卷可憑，本案被告於告訴人所駕自 用小客車底盤下裝設 GPS 衛星追蹤器，以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 ，被告與告訴人間並無意思表示之溝通，尚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範之對 象。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雖然係受憲法絕 對保障之基本人權，然其由之而派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又稱外部宗教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響公 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能受相對之保障，仍 可受到限制（如受刑事法律規範），而不容有人任意藉由宗教行為，作為 實施犯罪之手段（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是以，宗教 教義可信與否，科學理論乃至司法審查固難介入評斷，惟依該宗教教義衍 生之宗教行為，其目的、手段、方法或結果其一是否欠缺社會相當性，仍 屬刑事司法審查之範圍，苟若評價結果認為該宗教行為，外觀上係以強暴 、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且所為欠缺社會相當 性，即為一般社會常情所不容，應認具有違法性，而該當於刑法第 304 條之強制罪。 裁判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依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案件，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 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 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其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配合同法第三 百七十六條修正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範圍。嗣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 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 ，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第二項規定：「前項案件檢 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法院訊問被告自白犯罪，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第三項則規定：「依前 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 」。其立法理由則說明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無須限於第三百七十 六條之案件，故刪除第一項前段文字。又為擴大簡易處刑適用之範圍，使 簡易程序之適用範圍限於「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 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復於九十八年七月八日配合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不得易科罰金者，亦得易服社 會勞動，自應與現行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同視，而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 十九條第三項，得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類型，以「所科之刑以宣告 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從 以上立法沿革及各次修正理由以觀，簡易處刑之案件，依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四百四十九條之規定，不論檢察官聲請或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之 通常程序案件，均限於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 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亦即簡易處刑之案件並不限於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七十六條之輕罪始得為之，而係以判決結果論定適用簡易程序與 否。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易科罰金折算之標 準，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則賦予執行檢察官視個案具體情形裁量之權 限；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易科罰金，有難收矯正之效， 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有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為刑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之裁量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 誤、其審認之事實與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理關連、有 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除有必要時法院於裁定內同時諭知 准予易科罰金（參司法院釋字第二四五號解釋）外，原則上不宜自行代替 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是否有上開情事，即僅於檢察官上開裁量權之行使，有 前述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裁量，超越法律授權裁量範圍等情事，法院始有介 入審查之必要。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 雖未明定「具體理由」究何所指。惟就立法過程言，該條文之原草案第二 項為：「依前項規定提起上訴者，其上訴書狀應敘述理由，並引用卷內訴 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其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 訴理由者，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嗣經提出於立法院司 法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時，與會委員咸認目前第二審並非如第三審係 法律審，為兼顧上訴人權益，經深入研商，乃由委員提修正動議，修正草 案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二項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即現行公布 之內容，刪除原草案之其他文字；其立法理由（二），亦本此趣旨，修正 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目的，在於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原判決， 自須提出具體理由。爰增訂第二項，明定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又因 目前第二審並非如第三審係法律審，故上訴理由無須如第三百七十七條規 定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限，乃屬當然。」綜上觀之，固足認所謂上訴書狀 應敘述具體理由者，並不以其書狀應引用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 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亦不以於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時，應具體 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為必要。惟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目的，既在於 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原判決，故所稱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之判 決為具體之指摘而言，如僅泛稱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或採證違法、判決不 公等，則非具體理由。

刑法第四十一條易科罰金之換刑處分應否准許，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 七條之規定，固由檢察官指揮之，而屬於檢察官之職權。惟檢察官指揮執 行如有不當，為保障受刑人之利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第四百 八十六條分別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 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法院應就異議之聲明裁 定之」。法律既規定此項異議歸由法院裁定，又未限制法院之裁定內容， 則受刑人或其他有異議權人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罰金執行之指揮聲明異議 ，經法院認為異議有理由而為撤銷檢察官指揮之裁定者，除依裁定意旨， 得由檢察官重行為適當之斟酌外，如有必要法院自非不得於裁定內同時諭 知准予易科罰金，以達救濟目的。司法院釋字第二四五號解釋亦著有明文 可稽。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 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 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 調查有利之證據。」，旨在使被告得以充分行使防禦權，以達刑事訴訟為 發見真實並顧及程序公平、保障人權之目的。上開規定，依同法第一百條 之二規定，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而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時，如以刑事訴訟法所無之「關係人」名義傳 喚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詢問之內容亦係關於犯罪嫌疑之實質調查，而藉 以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無異剝奪犯罪嫌疑人 之防禦權、緘默權、辯護權等正當權益之行使，或於並非蓄意規避上開告 知義務，而係於詢問「關係人」時始發現該人涉有犯罪嫌疑，卻未適時依 法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告知，致影響於該犯罪嫌疑人之防禦權、緘 默權、辯護權等正當權益之行使之情形，其因此所取得自白，自應認為係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證據。而在上述情形，該自白之證據能力如何，因該 犯罪嫌疑人並非受拘提、逮捕等違反其意志之強制力拘束而到場接受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之詢問，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規定之要件 不符，而無該項規定之適用，然而該自白既仍屬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因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自應依同法第一百 五十八條之四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而認定。

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以正犯已經犯罪為要件，故幫助犯並非其幫 助行為一經完成，即成立犯罪，必其幫助行為或其影響力持續至正犯實施 犯罪始行成立，有關追訴權時效，告訴期間等，亦自正犯完成犯罪時開始 進行，至於法律之變更是否於行為後，有無刑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新舊 法比較適用，亦應以該時點為準據。

所謂「攜帶」依文義解釋應指以人之肌力操控附帶之行為。本件被告既係 利用不知情之證人「駕駛」系爭挖土機，並非「攜帶」系爭挖土機，基於 嚴格之罪刑法定主義，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 構成要件不符。 裁判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